“给了。”肖薛晨闭上眼睛，“我把在深圳攒的所有钱都给了他，一万三千块。那是我洗了多少个盘子，搬了多少块砖，才攒下来的。”

院子里一片寂静。我们都明白发生了什么。

“后来他就消失了。”肖薛晨重新睁开眼睛，眼神平静得让人心疼，“电话打不通，公司地址是假的。我去报警，警察说这种案子太多了，让我回去等消息。我知道，等不到了。”

他拿起茶杯，手有些抖，茶水溅出来几滴。

“钱没了，工作也没了——装修公司的老板说我心思不在干活上，把我开了。我又回到城中村，但连床位的钱都交不起了。”他深吸一口气，“最困难的时候，我三天只吃了两个馒头。晚上睡在公园长椅上，深圳的蚊子特别多，咬得全身都是包。”

杨欣悦的眼圈红了。王杰伸手搂住她的肩膀，自己的表情也很沉重。

“那你是怎么……怎么离开深圳的？”我问。

肖薛晨沉默了很久。当他再次开口时，声音里有一种奇异的平静，像是在讲述别人的故事。

“有天晚上，我抱着吉他坐在海边——不是旅游区那种漂亮的海滩，是港口附近，到处是集装箱和吊车。海确实是蓝色的，很大，像爷爷说的那样。但那天雾很大，我看不到对岸。”

他停了一下，像是在组织语言。

“我对着海弹琴，唱了一首刚写的歌。唱完的时候，发现有个老人在旁边听。他穿着码头工人的衣服，手里拿着饭盒，应该是刚下班。”

肖薛晨的眼神变得柔和：“他走过来，坐在我旁边，什么也没说，就听。后来他从饭盒里拿出两个包子，递给我一个。我们就这样，一人一个包子，看着海，坐了半个小时。”

“临走时，他说了一句话。”肖薛晨抬起头，看着我们，“他说：‘小伙子，海很大，但岸也很长。这个岸边待不下去，就换个岸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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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在院子里回荡。月光下，肖薛晨的脸上有泪光，但他没有哭。

“第二天，我用最后一点钱买了张去昆明的火车票。在火车上，我遇见了两个背包客，他们要去大理。他们说了很多关于大理的事——苍山洱海，古城酒吧，还有这里的人。其中一个说，大理是个能让心静下来的地方。”

“所以你就来了？”陈倩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