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衙也兑现承诺，通过便民坊的小额借贷，为第一批申请试行的近百户渔户，提供了制作新式网具的材料借款，并核准了试点区域头一年的渔课减半征收。宋濂甚至亲自批示，从州衙公使钱里拨出一笔专款，奖励何大膀子、刘老憨、赵三郎等“率先试行，卓有成效”的带头人，每人五两银子。钱不多，却是一份沉甸甸的官方认可。

渔民们的腰包，眼见着就要鼓起来。然而，新的问题，就像水底的暗礁，很快露出了狰狞的一角。

最先察觉到不对劲的，是冯伯。这日，他拿着新收上来的四月上半月渔课账册，眉头拧成了疙瘩，匆匆找到正在便民坊后院和工匠讨论绞盘齿轮改良的林越。

“林先生，不对头啊！”冯伯将账册摊开，指着上面几个数字，“您看，柳树湾、刘家坳、赵三郎他们那片，报上来的渔获量，比上月涨了三四成不止，可实收上来的渔课银钱，却只比上月多了不到一成！我问了那边负责征收的小吏，他说，渔户们都说‘鱼是多了，可卖不上价’、‘鱼贩子压价压得狠’。”

林越停下手中的炭笔，神色严肃起来：“压价？具体怎么回事？”

冯伯叹了口气，压低声音：“老朽私下打听了一下。咱们州城及周边市镇的鲜鱼买卖，近六七成，都被以‘永丰鱼行’为首的几家大鱼行把持着。他们要么自己雇船收鱼，要么通过熟悉的牙人（中介），在码头或主要渔村设点收购。以往渔获少时，价钱还算稳定。如今，听说好些渔户用了新法子，捕的鱼多了，那些鱼行和牙人，反倒联合起来压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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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怎么说？”铁蛋在一旁忍不住问。

“说法多着呢！”冯伯愤愤道，“有的说‘鱼多了就不稀罕，自然价贱’；有的挑毛病，‘你这鱼个头不匀’、‘鳞片有损’、‘不是最时鲜的品种’；还有的，直接就说‘今天收够了，你这鱼，要么按我说的价卖，要么自己挑到别处去试试’，可别处？别处也是他们一伙的！渔户们打鱼辛苦，鱼又是活物，不能久放，拖到第二天就不新鲜了，更卖不上价。最后多半只能忍气吞声，低价卖了。”

林越沉默着。这种情况，他并非完全没有预料。生产端的改良提高了产量，但如果销售渠道被垄断，中间商利用信息不对称和渔产品不易储存的特性进行压价，那么增产的大部分利润，并不会落到辛勤的渔民手中，反而可能肥了这些坐地起价的商贩。渔民生活改善，增加收入，也就成了一句空谈。

“有没有渔户尝试自己挑到州城集市上零卖？”林越问。

冯伯摇头：“有是有，但太少。从渔村到州城，近的二三十里，远的五六十里，得起大早挑着沉重的鱼担赶路，到了集市还得交摊租、管理钱，遇到挑剔的顾客，半天卖不掉，鱼死了臭了，血本无归。大多数渔户，没这个本钱，也没这个精力和胆气。还是卖给上门的鱼贩省心，哪怕价钱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