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芳点头：“我尽力。但时间太短，对方如果有意隐藏，很难查到深层的东西。”

“能查多少算多少。”陈远继续，“第二，我们要让警方‘适当’地知道这件事，但不是以‘受害者求助’的方式，而是……以‘我们可能被卷入更复杂纠纷，担心自身安全’的方式，向周警官‘咨询’或‘报备’。让警方有一个印象，但不指望他们采取行动。这样，万一……万一我去了咖啡厅出事，至少警方知道有这么个约，有个调查方向。”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这是预留后手，也是最无奈的自保。将自己的安危系于他人一个“印象”之上，充满了不确定，但已是他们能做的极限。

“第三，”陈远看向李静，目光变得复杂，“这四天，我的‘戏’要变一变。不能再只是‘记忆混乱、胡言乱语’的可怜虫。要让他们觉得，我虽然怕，虽然乱，但……被逼到墙角，也可能有豁出去的念头。偶尔，要流露出一点……硬气，或者说，绝望之下的狠劲。但不要太明显，要像是精神压力下的自然流露。”

李静听懂了他的意思，心像被一只冰冷的手攥住，疼得无法呼吸。他不仅要演一个疯子，还要演一个可能走极端的疯子。这是把双刃剑，可能让对手更加忌惮，也可能彻底激怒对手。

“远哥……”她哽咽着，却说不出劝阻的话。她知道，这是他能想到的，在赴那场生死未卜的约之前，为自己和家庭增加一点点可怜筹码的方式。

计划就此定下。时间紧迫，气氛压抑得如同暴风雨前的闷热。

王芳立刻开始行动。她动用了自己几乎所有的关系网，拐弯抹角地打听“孙建国”和“阿勇”。反馈回来的信息依旧碎片化：孙建国这个名字很普通，本地做小生意、跑运输叫这个名字的不少，没有特别突出的。而“阿勇”，则更像一个代号或外号，指向性更模糊，但确实有人隐约记得，早年跟着“黑皮”混的人里，有个挺能打、不要命的就叫“阿勇”，后来“黑皮”进去，树倒猢狲散，这个“阿勇”好像跟了别的老板，具体是谁，众说纷纭。

关于江大川，倒是有个新消息：他争夺的那块地似乎出了变数，原本势在必得的他好像遇到了强大的阻力，据说气得在办公室里摔了杯子。同时，他那两个被检查的工地，整改要求非常严格，停工一天损失巨大。这些麻烦，似乎让他焦头烂额。

这些信息，拼凑不出完整的图景，却让陈远心中的猜测更加清晰：威胁可能并非直接来自江大川本人，而是来自与他利益相关、甚至可能因他当前困境而蠢蠢欲动的某个（或某些）手下或关联方。他们利用陈远事故和“可能恢复记忆”的由头，一方面可能想从陈远这里确认或消除某些隐患，另一方面，或许也想借此给江大川添堵，或者攫取某些利益？

水越来越浑了。

陈远则开始调整自己的“表演”。他依然会在夜里“惊醒”，会说“胡话”，但偶尔，在只有李静在时，他会看着窗外，用嘶哑的声音说：“逼急了……大家一起完蛋。” 或者，当护士提到费用时，他会眼神阴郁地沉默，然后低声对李静说：“要是我们没了，那些害我们的人，也别想好过……总有人，会知道的。” 这些话，他会确保在病房门未关严、或者有护士护工在附近时，以恰好能被隐约听到的音量“流露”出来。

他演得很累，心更累。这种将内心最深处的恐惧和愤怒，加工成表演道具的感觉，让他无比厌恶自己，却又不得不继续。

李静配合着他，同时也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她既要担心丈夫的身体和那场未知的约会，又要担心这些“表演”会带来的后果，还要强打精神照顾两个孩子，应付日常琐事。她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瘦下去，眼下的乌青浓得化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