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喉咙发紧，把照片揉成团扔了出去。

其中一个孩子突然低头，弯腰捡起纸团，放进嘴里嚼了两下，咽了下去。其他六个也跟着做，一个个走上来，把地上所有掉落的照片碎片捡起来，塞进嘴里，像吃糖一样。

她们一边嚼，一边笑。

笑声清脆，但听不出高兴。那种笑，像是练习过的，为了模仿正常孩子才发出的声音。我听着听着，头皮开始发麻。

又一个孩子上前一步，把手伸进胸口的裙子里，掏出一卷胶卷。她当着我的面，把它塞进嘴里，咬破外壳，舔了舔里面的底片，然后吐在地上。

底片上沾着口水，显影出一张模糊的照片——是我小时候站在玻璃舱外的画面。那天我穿着白裙子，手里拿着一朵干枯的玫瑰，正看着病床上的女人。

那是我第一次同意。

我后退一步，相机举在胸前，像盾牌一样挡着脸。我知道这没用，可我还是得举着。只要它还在眼前，我就不用直接看她们。

她们又靠近了些。

七个人围成一圈，把我圈在中间。骨粉在她们脚下扬起，混着银液，变成灰浆一样的泥。她们不再喊“杀母”，而是开始唱歌。

调子很熟，是幼儿园教的《小星星》。可歌词改了：

“一闪一闪亮晶晶，妈妈躺在坟墓里。

挖出她的骨头呀，烧掉她的记忆呀，

我们再也不用，叫她妈妈啦。”

每唱一句，就往前走一步。圈子越收越小，我背抵着肉壁，退无可退。

我再次举起相机，对准最近的那个孩子，疯狂按快门。

“咔、咔、咔。”

闪光灯接连亮起，照得整个空间忽明忽暗。她们的身影在光中扭曲，像老电视信号不良时的画面。可每一次闪光过后，她们都还在原地，脸上带着同样的表情，嘴角一点点往上拉。

我终于明白——相机拍不到真相。它只记录我愿意看见的。而我现在看到的，全是我不愿承认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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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不起陈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