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ly！”特纳赞赏地看了修斯一眼，“霍华德抓住了关键。这无关道德，这是最冷酷的利益计算。我们西部，无论是霍华德的飞机工厂，我的石油和物流，巴顿的农场，还是在座各位的钢铁厂、造船厂、铁路网，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我们的利润，建立在稳定的、有一定技能的、并且有持续消费能力的劳动力大军之上。他们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一旦这个群体大规模陷入‘隐形贫困’，跌落到‘斩杀线’下，整个西部的经济循环就会断裂，社会结构就会崩塌。那将是我们所有人的末日。所以，我们必须确保，在我们的势力范围内，工人的工资、农民的收入，至少要能让他们稳定地生活在这条线之上。这不是慈善，这是对核心生产力和核心市场的投资，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成本。”

老巴顿皱着眉头，似乎理解了，但又提出新的疑虑：“特纳，你说得对，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基本盘搞垮。但…我们西部这么干，不代表东部那帮华尔街的吸血鬼、新英格兰那些老钱家族也会这么想啊！他们巴不得把工资压到最低，把利润榨到最高！他们玩的是金融游戏，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对他们来说只是报表上的数字波动，他们可以随时把资本转移到别处！他们会破坏规矩！”

“问得好！”特纳沉声道，“所以，这更凸显了我们在西部建立并维护这套规则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我们要让西部的工人、农民比东部的同行过得更好，更有保障。这样，最优秀的工人和技术人才才会流向西部，我们的产业才能保持竞争力。我们要用事实告诉所有人，以工业、农业为基础，兼顾工人福祉的发展模式，比纯粹的金融掠夺更可持续，更能创造长久的繁荣。 任何健康的经济体，金融都应该服务于实体经济，而不是反过来吞噬它。一旦金融失去了工业这个锚，就成了无根的浮萍，是空中楼阁，风一吹就倒。罗斯福新政里的一些做法，比如社会保障、最低工资、支持工会集体谈判（在可控范围内），虽然让我们多花了钱，但从长远看，是在帮我们维护这个‘锚’，避免社会在危机中彻底崩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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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巴顿似乎被说服了，但他骨子里的实用主义和某种狭隘性又冒了出来，他挠了挠头，提出一个更“简单”的想法：“既然…既然那些本地工人农民这么麻烦，又要高工资又要福利，怕他们跌到那条线下，那我们干脆…用更便宜的移民不就行了？墨西哥人，华人，他们肯干，要求还低。”

“肤浅！愚蠢！” 修斯还没等特纳开口，就厉声打断了老巴顿，他难得如此严厉，“老巴顿，你以为培养一个合格的炼钢工人、机械师、火车司机要花多少钱和时间？那是需要经验和技术积累的！移民是便宜，但他们需要培训，需要适应，而且语言、文化都是问题，生产效率初期根本没法比！”

修斯站起身，语气咄咄逼人：“更重要的是，基本盘！你把我们自己的工人农民逼到绝路，然后引进大量廉价移民替代他们？你问问在座的各位，谁手下的选区议员敢答应？他们辛辛苦苦维护的选民基本盘，你让他们一夜之间丢掉，然后去重新培植一群语言不通、文化不同、忠诚度未知的移民当新基本盘？这政治成本有多高？风险有多大？！”

他指着在座好几位与地方政府关系密切的委员：“你们愿意吗？”

那几位委员连忙摇头。

修斯继续炮轰：“而且，看看历史！看看东海岸的意大利移民、爱尔兰移民！他们刚来时确实便宜，但一旦形成社区，就会有自己的诉求，就会组织起来，甚至催生出黑帮，危害社会治安！我们前脚因为压榨太狠，失去了原本还算可控的本地工会和工人群体，后脚就可能面对更难以沟通、更易被煽动、甚至可能被外部势力渗透的移民群体！如果我们自己把秩序搞乱了，让移民趁虚而入，甚至让他们掌握了工会组织，那我们就不是蠢，是自寻死路！”

修斯的话像一盆冰水，浇醒了老巴顿，也让在座所有人都打了个寒颤。引进移民作为廉价劳动力，短期看似降低成本，长期却可能引发更复杂、更危险的社会矛盾和政治风险，甚至动摇统治根基。

特纳总结道：“霍华德说得对。人，是我们最核心的资产，也是最危险的变数。 用好他们，让他们稳定、有盼头地生活在‘斩杀线’之上，他们就是我们繁荣的基石。用坏他们，把他们逼到线之下，或者贸然引入不可控的新变量，他们就是我们坟墓的挖掘者。先生们，这就是‘爱丽丝线’给我们的真正启示：统治的艺术，不在于榨取最后一分利润，而在于，在利润最大化和系统稳定性之间，找到那个危险的、动态的平衡点。 而我们西部的未来，就取决于我们能否找到并维持这个平衡。”

会议室陷入长久的沉默。每个人都在消化特纳这番话中蕴含的、冰冷而强大的逻辑。这不再是简单的商业策略，而是一套关于如何长久统治一个工业文明的黑暗哲学。而“爱丽丝线”，就是这套哲学里，那根不能轻易触碰的、血红色的高压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