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强烈反对给予西洋人任何超出于琉球、朝鲜等藩属的特殊待遇，尤其警惕其“奇技淫巧”和“夷教”蛊惑人心。

另一派，则以陈远本人、柳如是、徐光启、以及部分务实派官员为代表。

他们认为，西洋诸国“船坚炮利，不可小觑”，其“天文历算、机械火器，亦有可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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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一味以“天朝上国”自居，强令其行藩属礼，很可能激化矛盾，断绝贸易，甚至引发边衅。

他们主张在维护帝国尊严的前提下，采取更灵活、务实的态度，可以参照与北方蒙古、西域诸部“敌国”相交的礼节，进行对等外交，重点在于获取实利，同时防范其宗教与文化渗透。

还有一派，是以都察院某些御史、及部分地方士绅为代表的极端排外派。

他们视一切西洋事物为“妖术”、“祸水”，痛斥与西人交往是“以夷变夏”，要求朝廷严厉驱逐所有西洋人，禁绝其贸易、书籍、宗教，甚至有人上疏要求“尽逐澳门葡夷，毁其教堂，焚其异物”。

三支西洋使团也在暗中观察、打听、并相互提防。葡萄牙人想凭借“最早来华”和澳门的既成事实，争取最优惠条件，并离间大陈与荷兰的关系。

荷兰人则想打破葡萄牙的垄断，获取平等贸易权，并试探大陈对南洋的底线。

耶稣会士们则周旋于各方，试图充当调解人，并推销其“学术传教”路线。

一时间，北京城内暗流汹涌。会同馆西洋馆内，各国语言低声交谈；礼部衙门，关于礼仪程式的争论彻夜不休；乾清宫暖阁，陈远与心腹重臣的密议也频频进行。

如何对待这些跨海而来的“西洋夷狄”，不仅关乎“天朝体面”，更关乎帝国的长远战略、经济利益、文化安全与技术发展。

一场看不见硝烟的外交与思想较量，在紫禁城的红墙内外，悄然拉开了序幕。

而这场较量的核心，很快便聚焦于一个看似形式、实则至关重要的问题——朝觐礼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