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陈立国后，陈远对“格致院”和实用技术的重视，让耶稣会看到了新的机遇。此次使团以德高望重的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历史上稍晚，此处提前）神父为首，成员多为精通数学、天文、地理、火器、医学的学者型传教士。

他们的公开目的是“增进东西方学术交流，为皇帝陛下服务”，暗中则希望争取朝廷对天主教传教的宽容甚至支持，巩固耶稣会在宫廷中的地位，并影响这个新兴帝国的对外政策，使其倾向于天主教国家（葡、西等）。

三支使团乘坐着各自国家最先进的帆船，历经数月风浪，先后抵达广州。

早已接到朝廷谕令的广东巡抚不敢怠慢，一面妥善安置，验看来使文书、礼物，一面以六百里加急飞报北京。

陈远对此事极为重视，下旨：以礼部尚书李邦华总负责接待事宜，鸿胪寺、理藩院协同。

使团由广东水师护送，沿大运河北上进京。

沿途，这些金发碧眼的“西洋鬼子”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运河两岸，百姓扶老携幼，争相围观，指指点点，议论纷纷。

有好奇，有惊惧，有鄙夷，更有少数见过世面的商人试图上前交易。

使团成员也得以亲眼目睹这个庞大帝国的内河航运、城镇风貌、军备守卫，无不为其幅员之辽阔、人口之众多、物产之丰饶、秩序之井然而深感震撼。

十一月初，三支使团相继抵达北京。朝廷将他们安置在会同馆内专门的“西洋馆”，待遇优渥，但限制其随意出入，并派有通译陪同。

按照礼制，外藩朝贡需先学习礼仪，等候皇帝召见。

然而，朝堂之上，对于如何接待这些“不速之客”，早已暗流涌动，分歧巨大。

以李邦华等传统礼部官员、及部分保守派理学名臣为首的一派，坚持“华夷之辨”，认为西洋诸国“僻处海隅，不知礼义”，其来朝不过是“慕化来王”，理应按照藩属国的礼节对待。

要求使臣必须行“三跪九叩”大礼，呈递的国书必须用汉文，且文中不得有与中国皇帝“并列”或“平等”的措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