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在压抑中流逝，长城线上的枪炮声停了有些日子了，换来的是报纸上墨印的《塘沽协定》（1933）条文。

池越把报纸扔在桌上，手指点着其中一行：

“……夏国军队一律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

尔后，不得越过该线……”

“这线一划，察北、冀东二十多个县，就这么不算夏国的了？”他声音不高，带着一股压着的火气。

坐在对面的秦晔没看报纸，目光落在窗外枯槁的树枝上。

“不止。条文里还写，‘日军为确认第一项的实行情形，随时可用飞机及其他方法进行监察’。

他们的飞机，往后可以名正言顺飞到我们头顶上看。”

他顿了顿，声音更沉，“还有那句，‘不许一切挑战扰乱行为’，你我整军修械，在他们眼里，算不算‘挑战’？”

屋里一时沉默。

协定签了，但日本华北驻屯军的演习频率反倒高了，车队往来调动的消息不时传来。

对于盘踞在淆城与巩镇的池越和秦晔而言，局势的恶化清晰可见，迫在眉睫。

两人都清楚，日本人所谓的“自治”不过是吞并的前奏，战争已不可避免，区别只在早晚。

面对共同的、空前强大的敌人，二人之间的那点阵营隔阂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

他们之前那种心照不宣的默契，迅速升格为紧密的、实质性的战略合作。

压力之下，“北望计划”进行得更为艰难隐秘。

池越和秦晔见面的次数反而多了起来。

有时在淆城指挥部，有时在巩镇旅部，有时在两地交界一处不起眼的农家院里。

每一次会面，气氛都比上一次更凝重几分。

地图铺开，两人对着地图上一寸寸山河，商讨着人员挑选、路线规划、物资筹集、情报传递等每一个细节。

在愈发频繁的接触中，两人关系突飞猛进。

池越欣赏秦晔的缜密和远见，秦晔则钦佩池越的果决和执行力。

他们不仅是战略上的盟友，更在乱世中成为了彼此唯一能理解对方压力、信任对方能力的知己。

第二个冬天很快到来，随着《何梅协定》（1935年）的签署，金陵政府一纸命令下达。

中央军第十七军（曾参与长城抗战），下辖华北最具战斗力的中央军第二师、第二十五师、黄杰的税警总团等精锐部队，全部南调。

这意味着华北腹地的国防支柱被抽空。

河北省的国民党党部、北平军分会政训处等机构被强行解散，抗日力量遭到系统性清除。

河北省主席于学忠（东北军）等反日官员被撤换，第五十一军被调离河北，连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都召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