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给我灌了退烧药，又敷了冷毛巾，折腾了一个上午。我爸请了假回来，说下午要是还不退烧就去医院。到了中午，我爸去奶奶家吃饭了，我妈在厨房熬粥，家里就我一个人躺在床上。

我躺了一会儿，忽然觉得浑身难受。不是疼，不是酸，是一种想把自己从身体里剥出去的冲动。我挣扎着坐起来，下了床，光着脚踩在水泥地上。地是凉的，我能“知道”它是凉的，但感觉不到那种凉意从脚底传上来的过程。我走到客厅，姑爹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手指间夹着一根烟，烟头的红光一亮一亮的。

我走过去，伸手掐住了那根烟的红头。

“小禾你干什么！”姑爹猛地一缩手，烟掉在地上，他瞪大了眼睛看我。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指，食指和大拇指的指腹上各有一个圆圆的灰色痕迹，皮已经烫没了，露出底下的嫩肉，但没有血，也没有水泡。我看着那两块烫伤的地方，心里没有任何感觉，像在看别人手上的一块疤。

姑爹抓着我的手翻来覆去地看，嘴里一个劲地念叨“这娃怎么了”。我没理他，转身又走到客厅角落那台老式落地扇跟前。是那种铁叶片的电风扇，罩子已经锈了，最外面的铁丝网松松垮垮的，大人从来不让小孩靠近。我蹲下来，把右手从那道松垮的铁丝缝里伸了进去。

电风扇开着二档。铁叶片呼地转过来，打在我手背上，一下，又一下，又一下。手背上的皮被刮破了，露出底下的红色，几滴血慢慢地渗出来。不痛。一点都不痛。我看着自己的手在风扇叶片里被打得一颤一颤的，像是在看一部关于别人的纪录片。

姑爹冲过来把我拽开了。

他抓住我的肩膀，用力晃了两下，“小禾！你知不知道痛？”

我看着他，摇了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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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爹的脸色白得像纸。他松开我，跌跌撞撞地跑出去打电话，声音从院子里传过来，又急又大声，像是在喊人救命。我站在原地，低头看着自己那只破皮流血的手，一片指甲盖被掀起来了一点点，挂在那里，像个不合时宜的装饰品。我心里想的是：这只手真的长在我身上吗？

后来我妈告诉我，那天下午，我爸开着摩托车上街找了一个老太太来。那老太太住在老街最里头的那条巷子里，门口种了一棵石榴树，谁家小孩夜里哭闹不退烧不吃饭，都去找她。我妈说那老太太进来看了一眼我，什么也没问，只说了句：“魂走丢了。”

我妈那时候还不信这些。但我的高烧一直不退，退烧药吃了两三种，体温计上的数字像钉子一样钉在三十九度几，纹丝不动。我爸急得团团转，说要送医院输液，我妈站在门口犹豫了好久，最后还是让老太太先做了。

老太太做的那一套，我记得不太清楚了。好像是用一碗水，立了三根筷子，又烧了几张黄纸，嘴里念念有词地在我头顶上绕了三圈。我那时候浑浑噩噩的，身体被烧得滚烫，意识却像一片薄薄的纸片，风一吹就要飞走。我只记得老太太最后把那碗水端到我嘴边，让我喝了一口。水是凉的，像深井里的水，从喉咙一路凉到胃里，那种“凉”是我那几天里唯一一次真切地感觉到的东西——不是“知道”，是感觉到。

然后，我吐了。

吐得昏天黑地，像是要把五脏六腑都翻出来。我妈说那天晚上我吐出来的东西又黑又稠，像泥浆一样，她这辈子没见过小孩吐那种东西。吐完之后我就睡过去了，一觉睡到第二天中午。醒来的时候，太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我的被子上，暖洋洋的。我伸出右手想挡住光，看见手指上缠了两圈纱布，纱布底下隐隐约约地透出药膏的颜色。

我摸了一下那层纱布。纱布粗粗的，刮过指尖的指纹。那个感觉回来了——清清楚楚地回来了，像是有人把那层隔在我和世界之间的玻璃给敲碎了。

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沈萤。我搬到城里念中学，老街的老房子拆了，邻居们都各自散了。我妈偶尔提起菜市场那个卖豆腐的女人，说好像搬到城南去了，又好像回了老家，谁也说不太清楚。

但有时候夜深人静，我会想起那个秋天的下午，想起那条灰扑扑的柏油马路，想起唢呐声里那个泪流满面的女孩。她跪在地上，抬起头来看我的那个眼神，我现在终于读懂了。

那不是伤心，不是惊讶，甚至不是心疼。

那是一个再也回不来的人，隔着生与死的边界，在看这个世界上她最舍不得的东西。她想伸手拉住我，想开口喊出我的名字，想告诉我——别过来，别靠近这条路，你还不该来这里。但她说不了话。她已经没有办法和这个世界上的人说任何话了。

她只能跪在那里，看着我，流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