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忽然想起来一件事——当那个声音说“借个火”的时候，我的右手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伸进了兜里，摸到了打火机。

我不记得自己是什么时候把打火机掏出来的。

也不记得是怎么放回去的。

我只记得，当我转过头去看那个声音的方向的时候，我的右手是空的。

打火机好好地躺在兜里。

但那个声音不见了。

奶奶听完，沉默了很久。她走到堂屋里，把那尊观音像面前的香点上了，又走到门口，把门关上了，插销拉好了，还用一把椅子顶住了。

“从今天开始，”她说，“晚上不要出门。白天出门也不要带火。”

“带火怎么了？”

“他借火不是为了点烟，”奶奶的声音很低，低到我必须凑近了才能听清，“他是要你给他点一把火，把他停在门口的那口棺材烧了。棺材烧了，他就不用再停在那里了。他就可以走了。”

“他不是陆怀山。”

“他是民国二十三年死在门口的那个。”

“停了七天七夜，一直没有火化，直接埋的。棺材里的东西没烂干净，还差最后一把火。”

那天晚上，奶奶把那把剪刀从我的枕头底下拿走了。换上了一把新的——不是剪刀，是一把生锈的柴刀，刀柄用黑布缠了好几层，布的颜色已经分不清是黑还是褐，可能是年头太久，也可能是浸过什么东西。

“剪刀太轻了，”奶奶说，“柴刀重，压得住。”

我躺在那张老床上，柴刀搁在枕头旁边，铜镜贴着心口，张先生的符咒压在舌根底下——他说过，如果真的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把符含在嘴里，能封住口鼻七窍，不让外邪入侵。我一直以为“万不得已”是很远很远的事情，远到我不需要认真去想。但那天晚上我把符压在舌根底下的时候，咸津津的，像含着一枚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炸开的药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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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睡在外屋的折叠床上，离我不到三米。中间隔着一道门帘，蓝底白花的老布，被风吹起来的时候像一面招魂幡。但那天晚上没有风，门帘纹丝不动，像一块挂在门框上的布板。

我在黑暗中睁着眼睛，听着自己的心跳。

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可能是凌晨两三点，也可能是四点。我只记得在意识模糊和清醒之间的那个交界处，我听到了一声极轻极远的狗叫。然后是第二声。然后是第三声，比前两声近了很多，像是从巷口跑到了院子里。

然后狗不叫了。

在那种乡下特有的、死寂的沉默里，我听到有人在敲门。

不是敲院子的大门，是敲堂屋的门。奶奶睡前用椅子顶住的那扇门。咚，咚，咚。三下，不轻不重，不紧不慢，像是有人在用一种极其礼貌的方式告诉你——我来了，开门。

我想动，但身体动不了。那种感觉你们大概都经历过，就是做梦的时候明明想跑但腿像灌了铅一样抬不起来。但这不是梦，因为我能感觉到柴刀冰凉的手柄贴着我右手的手背，能感觉到铜镜被心跳震得微微颤动，能感觉到舌根底下那道符纸被口水浸软了，苦味在嘴里慢慢化开。

什么都感觉到了，就是动不了。

敲门声停了。

然后我听到堂屋的门吱呀一声开了。不是被人从外面推开的，椅子没有被移开，插销也没有被拔掉，那扇门就那么自己开了，像一阵风从门缝里挤了进来。但那不是风，因为门帘在我面前纹丝不动。

有人进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