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我还是打了。

我妈接起来，声音哑哑的：“咋了？”

“妈，”我说，“你那梦，给杏的那个人，你认得吗？”

她沉默了一会儿：“不认得。一个老太太，穿着黑褂子，脸看不清。”

“那筐呢？什么样的筐？”

“就是那种……老式的，竹条编的，提手断了，用绳子缠着。”她说，“你问这干啥？”

“没事。”我说，“就是想问问。”

挂了电话，我站在走廊里发了会儿呆。

断了的提手。缠着的绳子。

我想起小时候，姥姥家也有那么一个筐。姥姥用它装鸡蛋，装馒头，装她从集上买回来的零嘴。后来那筐的提手断了，姥姥舍不得扔，找了根麻绳缠上，又用了好多年。

姥姥去世那年，我十五岁。

我妈把那筐带回来了，搁在老家的杂物间里。

我握着手机，站在人来人往的走廊里，忽然觉得很冷。

我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也许是巧合，也许是我记错了，也许那个筐早就不在了，也许它还在，落满了灰，安静地待在某个角落。

也许什么都没有。

我转身推开病房的门。

妹妹还是那个姿势，低着头，攥着被角。她听见动静，抬起头看我，眼睛里有一点亮，像是想从我这得到点什么。

“姐，”她说，“你说，我那个孩子——”

“别想了。”我打断她，走到床边坐下，“都过去了。”

她没再说话。

窗外的鸟不知道什么时候不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