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也有人看出门道：“勋贵掌兵，固然是隐患。可这些兵，吃的是侯爷筹的饷，用的是侯爷督造的械，认的是侯爷的王命旗牌。侯爷若真要调动，勋贵们拦得住？只怕是，侯爷借勋贵之手，行强军之实，又将勋贵绑上了他的战车。这兵，说到底，怕还是姓陈。”

无论如何，军制改革以一种看似“双赢”的方式，轰轰烈烈又异常平稳地推进着。

预期的卫所既得利益集团的剧烈反抗，并未大规模出现——因为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之一，其核心部分已经转换赛道，成为了新制度的受益者和执行者。

少数不识时务的旧军头，则在胡宗宪的“整顿”和勋贵子弟的“竞争”下，迅速被边缘化或清理。

与军改几乎同步，甚至更为迅猛的，是海贸领域的整合与扩张。

徐渭坐镇上海，以东南市舶总署的名义，迅速接管了各主要港口的市舶司业务。

他带来的那批年轻吏员被分派各地，与李春芳从上海带出的熟手配合，重新厘定税则，简化通关手续，严厉打击过去猖獗的官吏勒索和走私。

效率提升，腐败减少，番商交易成本下降，合法贸易量在短期内就有了明显回升。

更大的动作在于“官贸”。

陈恪充分利用南洋大胜带来的威慑效应和贸易主导权，以总督府名义，频频接见各国商团代表。

荷兰东印度公司在远东的崩溃，留下了巨大的权力和贸易真空，佛郎机、英吉利、以及急于挽回损失的荷兰残存商人，还有阿拉伯、印度乃至奥斯曼的商队，都急于与这个刚刚展示了恐怖力量的东方帝国建立更稳固的贸易关系。

陈恪的谈判策略简单而有效：大明提供丝绸、瓷器、茶叶、棉布、药材等奢侈品和必需品，对方必须以金银、或大明指定的货物，如精铜、硫磺、硝石、珍稀木材、乃至橡胶等进行交易。

贸易比例、价格、运输保障，均由大明主导制定。

同时，鼓励番商将所得利润，再投资于大明东南的港口建设、船舶修造、乃至一些得到许可的工坊行业。

这些谈判，往往由徐渭或李春芳出面具体磋商，但最终拍板权在陈恪。

一笔笔巨额官贸合同在澄心园或上海签订。

市舶总署的银库，以惊人的速度充实起来。

这些钱，在扣除必要的行政开支和按旧例上缴的部分后，大部分流向了那个“东南新军编练专款”。

小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