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几个月，东南五省的局面，以超乎许多人预料的速度，开始剧变。

军制改革：看似顺遂的权柄转移

改制的过程，出乎意料的“顺利”。

在陈恪的绝对权威和皇帝诏书的加持下，各省都司、卫所不敢明目张胆地抵抗。

胡宗宪坐镇杭州，以雷霆手段处置了几个清查中阳奉阴违、账面漏洞百出的卫所指挥使，杀鸡儆猴。

勋贵集团则全力配合，各家不仅迅速“核实”了自家影响范围内卫所的“实际情况”，更纷纷派出家族中读过兵书、或在京营历练过的子弟，拿着胡宗宪与陈恪核准的章程，奔赴各地，开始募兵。

这些勋贵子弟，如张维城、薛承武、汤允谦等，本身有过实战经验，又正值锐意进取之年，加之家族资源支持，办事效率颇高。

他们深知这是家族在新朝军中站稳脚跟、扩大影响的关键机会，因此格外卖力。

选拔兵员，他们倾向于选择与自家庄田、佃户有关联的子弟，或家乡子弟，以乡情、利益双重捆绑；购置军械马匹，也多通过家族经营或关联的商路。

很快，一支支打着某某新军的旗号，但核心军官甚至不少基层士卒都与某家勋贵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队伍，开始在各处要地组建、操练。

陈恪对此似乎“乐见其成”。

他频繁巡视各地新军编练点，但很少直接插手具体人事和训练，更多是查看装备、观看操演、询问饷银发放是否及时足额。

他手中的总督府财权，此刻发挥了巨大作用。徐渭掌控的市舶总署和李春芳督办的东南军器局，成为新军的“输血泵”和“装备库”。

饷银通过总督府设立的“饷银局”直接拨付到各营，减少了克扣环节，士卒到手实惠，自然对“督帅”感恩戴德。

军器局提供的制式火铳、盔甲、乃至部分火炮，也优先配发给这些新编营头，使其装备水平很快超越了旧卫所军。

于是，一个奇特的局面形成了：东南五省的新军，名义上统属于总督府，听命于陈恪，但实际上，从营官到把总，大半是勋贵子弟或与其关系密切者。

军队的日常管理和人事脉络，深深嵌入了勋贵集团的网络。

陈恪看似高高在上，掌控财源和最终决策，但具体带兵的权力，已然“下放”。

对此，不少文官私下议论：“这哪里是朝廷的新军，分明是靖海侯与勋贵共治的私兵！”

“侯爷好手段，用朝廷的海贸之利，养勋贵之兵。自己落得清闲，还让勋贵感恩戴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