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九的春天来得特别晚。

往年这时候，槐树早就抽了新芽，胡同口那几棵老杨树也该挂满毛茸茸的杨絮了。

可今年到了三月中旬，树枝上还是光秃秃的，只有几片去年枯死的叶子还挂在枝头，风一吹就簌簌地往下掉，像是被遗忘的纸钱。

而与之相反的却是运冬的风暴却比任何一年春天都来得猛烈。

燕京城里已经彻底乱了套。

高音喇叭从早响到晚，大报糊满了每一面墙，红的、绿的、白的，一层摞一层，旧墨迹还没干透，新浆糊又刷了上去。

红小将的队伍在街头巷尾穿梭不息，有的扛着旗，有的拿着铁皮喇叭，有的押着挂牌子的批评对象游街。批评对象里有头发花白的老教授，有穿着中山装的机关干部，有工厂里的技术骨干，甚至还有街道办的大妈——罪名五花八门，有的因为成分不好，有的因为历史问题，有的因为在单位里得罪了人，有的甚至只因为说错了一句话。

所有的学校已经全面停课了，不少工厂都处于半停工半生产的状态，机关的干部三分之一在上班、三分之一在挨斗、三分之一在写检查。

整个城市像一口被煮沸了的锅，咕嘟咕嘟地冒着泡，谁也不知道下一秒会溅出什么来。

而南锣鼓巷也不例外。

巷口的灰墙上贴了十几张大报，有张是批斗街道办一个副主任的，有张是揭发隔壁胡同一个老教师“里通外国”的，还有几张是冲着轧钢厂来的——上面写着“红星轧钢厂必须彻底清算敌对分子”“隐藏在工人队伍里的坏分子”之类的标语，落款“红星轧钢厂革命委员会”。

一个崭新的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