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语。杨晨也停下来。我猜他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答案的危险性。

沉默了大约一柱香的时间，杨晨的声音传过来:“我也不知道。你是老师，请你告诉我。”

好厉害的学生！这么轻松地就把难题抛给了我。既然他“避重就轻”，我只好“举重若轻”。

为什么呢？

因为人在脆弱的时候会寻求依靠，依靠的对象要么在年龄要么在认知上高于自己。我长你七岁，又走过你想走还没有走过的大学历程，而且做老师又不够彻底，没有吓得你心生畏惧。所以———

电话那头模糊地笑着,“也许吧。不过我一定要考上大学，我要做一番大事业。”

我禁不住叫好,“那你就快回来吧，老师在学校等着你。”这句话转得恰到好处，预示着我教师思维的开始。我出师了。

接下来的日子杨晨的空座位对我来说不再毫无意义，因为我知道它的主人正雄心勃勃地赶回来，从此奋发图强。

第十二章

我是个生活极有规律的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晚十点之后的我一定倒在床上。我之所以不讲在睡梦中是因为躺在床上并不意味着睡得着。从初中二年起我就开始失眠，听人说只有动物和白痴才不会失眠，所以很高兴以此来证明自己的高级属性。不过要是有机会重新选择的话，我宁愿变成动物或是白痴。

惟一令我安慰的是许多文人也失眠。林黛玉就是最典型的一个。一年三百六十五日能睡

得完整的总共十几夜，整天瞪着两只黑眼圈包裹着的泪眼，难怪贾宝玉会移情于白白胖胖的薛宝钗。

而且睡眠不足会导致精神失常。世上像勃莉吉特那么好命的人必竟不多，失常后有个模范弟弟兰姆守护身旁，以至为其终身不娶。我是独子，如果真疯掉多半会被送进疯人院。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一睹兰姆的风姿———一个外表猥琐的矮个子男人，我开始怀疑他的终身未娶不仅仅因为他的疯姐姐。

所以我的原则是晚十点之后谢绝一切应酬，除非联合国要开晚宴邀我当特级嘉宾；谢绝接听电话，哪怕第四次世界大战爆发呢也请天明再通知我。

所以当尤忌迟迟不打电话的时候我不禁这样想：莫非他同我一样？

一天早上六点，我正处在睡与醒的临界状态，电话铃突地响起来。按照西方人的惯例，这时候的电话不是报丧就是报喜。我狐疑地接通电话。

“芳老师，是我。”啊，是杨晨，这是喜电。

“你现在在哪？”

“我昨天半夜回来的。老师，你现在可不可以出来一下，我请你吃早餐。”杨晨一口气说下去，声音急促。

大清早去和学生吃早餐？我哪有这么浪漫。支吾道:“我还没有梳洗，七点半还得赶去上班……”

“老师，你一定要来，因为今天晚上我还得走。”

最后这句话迫使我屈服。听不到他的故事我会失眠的。“好，六点半，一会快餐店见。”

我之所以把时间延迟半小时，并不是为梳洗准备的，而是留于变化莫测的公共汽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