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底的平京，天气已经很暖。胡同里的枣树投下斑驳的树影，墙角有野猫在晒太阳，见到人也不怕，懒洋洋地眯着眼睛。

张既白走到胡同口，在石墩上坐下，点了根白款大红鹰。

烟雾升腾起来，模糊了他的视线。

他不生气。

真的。

他只是，有点失望。

对姜汶，对这个圈子，对那些所谓的游戏规则。

一根烟抽完，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往回走。

回到自己四合院里的书房，他关上门，拉上窗帘。房间里暗下来，只有电脑屏幕发出幽蓝的光。

他打开电脑，新建了一个文档。

空白页面上，光标一闪一闪，像是在催促什么。

张既白的手指放在键盘上，停顿了很久。

然后，他开始敲字。

他不知道要写什么，只是有一种强烈的冲动，要把心里的东西倒出来。

第一个晚上，他写了八千字。

是一个关于七十年代平京的故事。大院的孩子们，在特殊的年代里长大，他们的青春，他们的爱情，他们的迷茫和热血。

他写到了夏日的游泳池，写到了老莫餐厅的聚会，写到了那些穿着军装的少年，写到了他们眼中那个阳光灿烂的世界。

凌晨四点，他写完最后一个句号，给文档命名《阳光灿烂的日子》。

保存，关掉。

第二天，他继续。

这次是一个更沉重、更复杂的故事。抗战时期的华北农村，一个农民被迫照顾两个日本俘虏，在生死边缘挣扎，最终走向毁灭。

他写得很慢，很艰难。要查资料，要理解那个时代，要把握那种极端环境下的人性。

但他没停。

白天，他去剪辑室看《合伙人》的粗剪进度。傅晓红效率很高，已经剪出了三个小时的版本。

“节奏不错。”

张既白看完后说，“但有几场戏可以再紧一点。比如成东青在教育局求人那场，太长了，观众会疲。”

“剪掉三十秒？”

傅晓红问。

“五十秒。”

张既白说，“保留最核心的对话和情绪，其他精简。”

“好。”

晚上，他回到书房，继续写第二个剧本。

一个星期后，第二个剧本完成，取名《鬼子来了》。

第三个剧本，他开始尝试更实验性的叙事。一个发生在西南边陲的故事，时间跨度几十年，现实与回忆交织，充满象征和隐喻。

这个剧本写得最痛苦。他常常写了几千字又全部删掉，从头再来。有时候对着电脑一晚上，只能写出几百字。

顾含很担心。

“哥哥，你最近状态不对。”

一天晚上，她端了碗银耳汤进来，“是不是太累了？”

张既白抬起头，眼睛里全是血丝：“没事，就是在写点东西。”

“写什么要这么拼命？”

“剧本。”

张既白说，“三个剧本。”

“三个？”

顾含惊讶，“你又想拍新电影了？”

“不拍。”

张既白摇头，“就是写。”

顾含不理解，但她没多问，只是把银耳汤放在桌上。

“趁热喝，喝完早点休息。”

张既白点点头，但顾含离开书房后，他又继续写。

第三个剧本写了半个月，完成后，他给它起名《太阳照常升起》。

三个剧本，四十多万字，张既白用了一个月时间写完。

写完的那天晚上，他坐在书房里，看着电脑屏幕上三个文档，突然觉得无比空虚。

就像跑了场马拉松，冲过终点线后，反而不知道接下来该干什么。

顾含走进来，看到他呆呆的样子，吓了一跳。

“哥哥？”

张既白转过头，看着她，看了很久，然后说：“小含，我写了三个剧本。”

“我知道。”

小主，

顾含走过去，蹲在他身边，“写得怎么样？”

“不知道。”

张既白诚实地说，“我只知道，我必须写。不写，我会憋死。”

顾含握住他的手。

“那现在写完了，感觉好点了吗？”

张既白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点头：“好点了。”

他把三个剧本加密保存，备份到三个不同的硬盘里。然后打印了一份纸质版，装订成三本厚厚的册子。

封面是空白的，只有手写的标题。

他把这三本剧本锁进书房的保险柜，和那些奖杯放在一起。

做完这一切，他走到窗前，推开窗户。

五月底的夜风很暖，带着槐花的香气。胡同里很安静，只有远处隐约传来的电视声。

“小含。”

他轻声说，“你说，人为什么要证明自己？”

顾含走到他身边，靠在他肩上：“因为不甘心吧。”

“不甘心什么？”

“不甘心被看轻，不甘心被误解，不甘心......被选择。”

顾含说，“哥哥，你这一个月是在证明自己，对吗？证明即使没有姜汶，没有华艺，你依然还能写出好剧本，就像当初的《疯狂的石头》。”

张既白没说话，只是搂紧了她。

“你做到了。”

顾含抬头看他，“不管这三个剧本拍不拍，你都证明了。”

张既白笑了，这一个月来第一次真正轻松地笑。

是啊，他证明了。

证明了即使被背叛，被排挤，被所谓的游戏规则压制，他依然是那个能写出好故事的张既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