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出来？”

“本地人这个点不去钢厂。”大姐叹气，“钢厂不行了，工资都发不出来。我老公就在钢厂，三个月没发工资了，全家靠我开车养活。”

“厂里现在什么情况？”

“半死不活呗。”大姐说，“高炉还开着，但产量低，卖不出去。工人天天上班，但没活干，就在车间里坐着。领导说在想办法，想办法想了两年了。”

车到钢厂门口。大门很气派，但锈迹斑斑。门卫室里，一个老工人在打盹。

刘云浩亮明身份，老工人揉揉眼睛：“副市长？怎么没提前通知？”

“就是来看看。”

老工人打电话请示，说了半天，放行了：“刘市长，厂长在办公楼等您。”

厂区很大，但很萧条。道路两旁杂草丛生，车间里机器停转，只有远处的高炉还冒着烟。几个工人蹲在路边抽烟，看到刘云浩，眼神麻木。

办公楼也很破旧。厂长赵大勇五十多岁，头发凌乱，眼睛布满血丝。

“刘市长，没想到您来得这么突然……”

“突然才能看到真实情况。”刘云浩说，“带我去车间看看。”

轧钢车间里，机器安静地躺着，地上积着厚厚的灰尘。只有几个工人在擦拭设备，动作缓慢。

“现在开工率多少？”刘云浩问。

“百分之三十。”赵大勇叹气，“生产越多，亏损越多。但不生产，工人没活干，更麻烦。”

“产品销路呢？”

“老产品没竞争力，新产品研发没钱。”赵大勇指着墙上的标语，“您看，‘质量就是生命’，可现在……能活下去就不错了。”

从车间出来，刘云浩去了职工宿舍区。筒子楼破旧不堪，楼道里堆满杂物。正是中午，不少职工在家。

敲开一户门，开门的女主人四十多岁，围裙上沾着面粉。

“请问您找谁？”

“我是市政府的，来看看大家。”

女主人愣了愣，让开门。屋里很简陋，但收拾得干净。墙上贴着孩子的奖状，桌上摆着午饭——馒头、咸菜、稀饭。

“您爱人在钢厂上班？”

“嗯，上夜班，刚睡下。”女主人小声说，“领导，厂里……还能好吗？”

刘云浩没有回答，反问：“家里困难吗？”

“困难。”女主人眼圈红了，“三个月没发工资了，孩子上高中，学费都是借的。我打零工，一个月挣一千多，不够用。”

“厂里没说法？”

“说在想办法，可办法在哪呢？”女主人抹了抹眼睛，“我们一家三代都在钢厂，爷爷那辈建厂，父亲那辈兴厂，到了我们这辈……厂要没了。”

从职工家出来，刘云浩心情沉重。他去了更多家庭，听到更多叹息。有的职工在摆地摊，有的在开摩的，有的干脆在家躺着。

“刘市长，钢厂一万两千职工，背后是一万两千个家庭。”赵大勇说，“我当厂长八年，看着厂子从辉煌到衰落。我比谁都急，可……”

“急没用，要找路。”刘云浩说，“你把厂里的详细情况整理一份给我。技术、设备、产品、市场、人员，越细越好。”

“您想……”

“总会有办法的。”

离开钢厂，刘云浩又去了老纺织厂。那里更惨——大门紧闭，厂房破败，野草长得比人高。厂区门口，几个下岗职工摆着小摊，卖些日用品。

一个老工人认出了他：“您是新来的刘市长吧？电视上见过。”

“老师傅，您在这摆摊多久了？”

“三年了。”老工人六十多岁，手很粗糙，“厂子倒的时候，我五十八，差两年退休。现在退休金还没着落，只能摆摊。”

“其他人呢？”

“年轻的出去打工了，年纪大的就在附近找活。有扫马路的，有看大门的，有收废品的。”老工人叹气，“当年纺织厂多红火啊，产品出口，工资高，姑娘们都愿意嫁纺织工人。现在……”

刘云浩买了两包烟，多给了二十块钱。老工人推辞，他坚持：“天冷了，买件厚衣服。”

回去的路上，刘云浩一直在想。当阳的问题，是典型的老工业基地问题——产业衰落、职工下岗、城市凋敝。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钱，需要项目，更需要决心和智慧。

下午回到办公室，他让秘书找来当阳近十年的经济数据、产业规划、国企改革方案。文件堆了半张桌子。

正看着，张建华敲门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