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细观下去，这里面竟然全都是朝廷邸报，最前面是从崇祯元年开始。

这可是好东西，有钱不一定能弄得来的，杨知恒认真起来，下意识的坐下，细细研究。

他注意到，前面崇祯初年的“己巳之变”的资料十分详尽，还有多条注释，先是痛骂皇太极、再是大骂周延儒和温体仁，可是到了崇祯三年的下半年，邸报莫名的缺失了一部分，也就有一段时间的空白。

杨知恒也未在意，只当是原稿散轶，这也不奇怪，这年头战乱饥荒频仍，这孙小姐一伙人，又必定是东奔西走，丢了一些东西倒也正常。

他把邸报捧在手里，一页一页的观看，上午的阳光照进来，照得他半边脸明亮，半边脸晦涩，孙小姐和绣画对望一眼，被他这份认真所触动，均是下意识的放轻了呼吸。

屋子里只能听到翻动纸页的“沙沙”声，还有三个人轻重不一的呼吸声。

杨知恒越看越是触目惊心，之前都是在史书上来理解这段历史，现在看着这第一手资料，方才知道“纸上得来终觉浅”的道理。

在这一张接一张的邸报里，一个字一个字仿佛能让人看见，大明王朝就像一个蹒跚的老人，身上满是丑陋的巨瘤和脓疮，每走一步都在不停的流血冒脓，眼见得就要轰然倒下。

政治方面，温体仁以“独党”为名，邀功媚上，排除异己，他担任首辅后，唯二的两件事，一件是固宠，一件是党争，只要不来攀附他的，统统都被排挤走，弄得朝堂之上乌烟瘴气，至于什么帮助皇帝治国理政，根本不在他考虑之内，而崇祯皇帝居然认为他是个“不结党”的“孤臣”，十分信重。

经济方面更是触目惊心，“辽饷”自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首次征收后，至崇祯五年已历经多次加征，最终定格为“亩加银一分二厘”，而藩王、官僚、豪强占据全国 70%以上的耕地，却通过“优免”特权（如藩王庄田全免赋税、官僚按品级免田）逃避缴税。

以河南为例，崇祯五年福王朱常洵的庄田已达 2万顷，均不缴赋税，所以这些税赋，全都压在本来就为数不多的自耕农身上，北方（陕西、山西、河南）因旱灾亩产不足 1石，“辽饷”相当于每亩收成的 15%-20%，再加上主官府的税赋，大量农民实在活不下去，被迫“弃田逃税”，导致土地抛荒率超过 30%。

军事方面，辽东明军心安理得的龟缩在关宁锦防线的堡垒群里，丝毫不敢与后金军野战，持续的给大明王朝放血，大明拼命的维持着这条防线的代价，就是军费已经占到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九十，关宁军约十万兵，每年仅“军饷”一项需年耗 300万两，再加盔甲、火器、粮草运输费用，全年辽东军费超 400万两，占财政支出的 80%以上。

内部方面，崇祯四年，陕北义军领袖王嘉胤被杀后，其部将王自用，绰号紫金梁，被推举为盟主，聚集在山西境内分散的义军势力，号称“三十六营”，邸报上对这“三十六营”中的人物，有着详细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