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可是。”查尔斯打断帕维莱宁，“教授，你要明白，我们现在不是在经营企业，是在打仗。打仗就要有取舍，有牺牲。二十个钻头，换三根导轨的安全，值。而且……”他顿了顿，嘴角浮起一丝冰冷的笑意，“让列昂尼德以为他抓住了我们的把柄，以为我们会在钻头这件事上跟他纠缠，放松对其他货物的警惕。这是战术。”

帕维莱宁深深看了他一眼，点点头，推门离开。书房里只剩下查尔斯和曼纳海姆。年轻人走到书桌前，手指划过桌面，留下一道浅浅的痕迹。

“你总是能这么冷静地做决定。”曼纳海姆低声说，“放弃二十个钻头，切割三根导轨，让彼得冒险联络三个港口……每一步都像在下棋，但棋子在流血，在冒险。”

“因为别无选择。”查尔斯走回书桌后，坐下，手指按着太阳穴，那里在隐隐作痛，“曼纳海姆，你记得我父亲去世那年，债主堵门，工厂停产，工人围在宅邸外要工资的情景吗？”

“听你说过。”

“那时我十七岁，站在这个房间，透过窗户看外面那些愤怒而绝望的脸。我对自己说：总有一天，我要让这些人有工作，有饭吃，有尊严。”查尔斯抬头，灰色的眼睛里有什么在燃烧，“二十三年了，我建起了钢厂、焦炭厂、矿区，养活了上千个家庭。但现在，帝国的手要伸进来，要把这一切夺走，要让我们重新变成附庸，变成原料供应地和产品销售地。”

他站起身，走到壁炉前，看着火焰跳跃：“所以我必须冷静，必须算计，必须下棋。因为如果我错了，倒下的不只是格里彭伯格家族，是那些工厂里的工人，是矿区里的萨米家庭，是港口里的搬运工。他们的生计，他们的未来，都压在这盘棋上。”

曼纳海姆沉默了。他想起议会大厅里那些工人代表的脸，想起他们粗糙的手，想起他们眼里混合着期待与不安的光。他想起自己选区里那些住在拥挤公寓里的家庭，男人在工厂做工，女人在纺织厂缝纫，孩子光着脚在街上跑。

“我能做什么？”他最终问。

“两件事。”查尔斯转身，从抽屉里取出一个信封，“第一，以议会实业派的名义，起草一份《关于特别税对芬兰工业影响的评估报告》。用科尔霍宁提供的工厂数据，用彼得提供的港口数据，用帕维莱宁提供的技术数据。不直接反对特别税，但用事实说明：税负过重将导致工厂裁员、技术升级停滞、军工订单延误。报告要扎实，每个数字都要有来源，让俄国人挑不出错。然后通过正式渠道提交给博布里科夫总督，同时抄送圣彼得堡财政部和陆军部。”

“这是施压？”

“是展示肌肉。”查尔斯纠正，“让俄国人看到，芬兰工业不是可以随意揉捏的面团，是有骨头、有筋肉的实体。捏得太紧，骨头会碎，但也会扎手。”

“第二件事呢？”

查尔斯从信封里抽出一张纸，上面列着十几个名字，有些曼纳海姆认识，有些不认识。“这是‘种子计划’的首批名单。十二个年轻人，六个工程师，四个技术工人，两个教师。年龄十八到二十五岁，背景清白，学习能力强。下个月，他们会以‘留学’、‘技术培训’、‘学术交流’的名义，分批前往瑞典、德国、丹麦。”

曼纳海姆接过名单，手指划过那些名字。在最后一个名字那里停住了——马蒂·哈洛宁，十八岁，萨米族，拉普兰矿区工人，识字，会简单的算术，奥拉夫特别推荐。

“萨米人也要参加？”

“尤其是萨米人。”查尔斯说，“马蒂是阿伊诺长老的孙子，聪明，肯学。送他去瑞典学机械，学成后回拉普兰，可以成为矿区技术骨干，也可以成为萨米部落与芬兰工业的桥梁。曼纳海姆，你要明白，芬兰的未来不只是芬兰人的未来，是所有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的未来。萨米人、瑞典裔、芬兰裔，都要团结起来。”

“但这一去，可能很多年回不来。”

“所以才叫‘种子计划’。”查尔斯走到窗前，望着庭院里那棵老橡树，树上新芽初绽，嫩绿点点，“把种子撒出去，有的会落在好土里，生根发芽；有的可能被鸟吃掉，被风吹走。但只要有几颗能长成树，将来就能成林。我们现在做的，就是在最冷的冬天到来前，把种子藏进土里，等待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