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故发生在初秋。朝廷派了御史来武昌巡查，李大人慌了手脚，把沈砚之叫到书房，塞给他一锭五十两的银子。

“沈先生，”李大人的声音有些发颤，“御史那边，还请你多美言几句。这些银子，你先拿着用。”

沈砚之捏着那锭沉甸甸的银子，手心里全是汗。他看着李大人焦虑的脸，忽然想起了自己的父亲——父亲当年也是这样，为了给家里凑钱，不得不向乡绅借钱，最后积劳成疾，一病不起。

“大人，”沈砚之深吸一口气，把银子推了回去，“晚生不能要。御史巡查，本就是为了查清实情，晚生若是说谎，便是欺君之罪。”

李大人的脸瞬间沉了下来：“沈先生，你可想好了？你要是不帮我，你在武昌就别想立足。”

“晚生知道。”沈砚之站起身，“但晚生宁愿回乡种地，也不愿做违背良心的事。”

说完，他转身走出书房，回到客房收拾行囊。管家追了上来，劝道：“沈先生，何必这么固执？李大人待你不薄，你就帮他这一次，将来好处少不了你的。”

沈砚之摇了摇头：“张管家，我爹说过，人活一辈子，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若是为了好处丢了良心，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他牵着枣红马走出抚台衙门时，天刚蒙蒙亮。街上空荡荡的，只有几个早起的小贩在收拾摊位。沈砚之翻身上马，忽然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回江南的家？他没做成官，没挣到钱，怎么会去面对柳氏和阿鸾？去别的地方？他身无分文，又没有熟人，恐怕难以立足。

他骑着马漫无目的地走在官道上，不知不觉又来到了一个岔路口。左边是回江南的路，右边是去京城的路。他想起国子监的同窗在京城做官，或许可以去投奔他们。可转念一想，京城官场复杂，说不定比武昌更难混。

枣红马像是看出了他的犹豫，站在原地不肯动。沈砚之勒住缰绳，望着两条延伸向远方的路，忽然想起了“歧路亡羊”的故事——杨子的邻居丢了羊，因为岔路太多，最后没能找回来。他现在，不就像那只丢了的羊吗？

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一阵马蹄声。沈砚之回头一看，是御史的随从。随从翻身下马，抱拳道：“沈先生留步，御史大人有请。”

沈砚之心里一紧，以为是李大人告了他的状。可没想到，御史大人见到他后，竟然赞道：“沈先生刚正不阿，本御史佩服。我已经查清了李大人的罪证，准备上奏朝廷。你若愿意，可随我回京城，在都察院当差。”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沈砚之愣在了原地。他望着御史大人真诚的脸，又看了看眼前的岔路口，忽然觉得，自己之前的犹豫都是多余的——只要守住良心，无论选哪条路，都不会错。

四

沈砚之跟着御史回了京城，在都察院当了个编修。他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没过多久就得到了上司的赏识。可他心里，却总惦记着江南的家。他写了好几封信回去，却都石沉大海，不知道是柳氏没收到，还是有别的原因。

直到年底，朝廷放了年假，沈砚之才得以回乡。他骑着马，沿着江南的水路往家赶，心里既期待又不安。他想象着阿鸾见到他时的样子，想象着柳氏端出他最爱吃的糖醋鱼。

可当他走到那条熟悉的青石巷口时，却愣住了——那座黛瓦粉墙的宅院，大门上挂着一把生锈的铜锁，门楣上的“沈府”牌匾已经掉了一角，院子里的杂草长得比人还高。

“这……这是怎么回事？”沈砚之抓住路过的一个老邻居，急切地问。

老邻居看了他一眼，叹了口气：“沈先生，你可算回来了。三个月前，你夫人带着阿鸾回娘家了。听说你在武昌得罪了抚台大人，被抓了起来，你夫人急得不行，变卖了家产去救你，可还是没消息。后来她娘家来人，把她接走了。”

沈砚之如遭雷击，踉跄着后退了几步，差点从马背上摔下来。他想起自己写的那些信，原来都被李大人扣下了；想起柳氏变卖家产的样子，想起阿鸾可能在陌生的环境里哭着要爹爹，他的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疼。

“她娘家在哪里？”沈砚之抓住老邻居的手，声音颤抖。

“好像是在苏州的枫桥边。”老邻居说。

沈砚之立刻翻身上马，往苏州的方向奔去。他骑着马，日夜不停地赶路，马蹄踏过结冰的河面，踏过泥泞的土路，他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嘴唇干裂得渗出血来。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找到柳氏和阿鸾，告诉她们，他没事，他回来了。

小主，

可当他赶到枫桥边，找到柳氏的娘家时，却得到了一个更坏的消息——柳氏在一个月前，因为思念他和劳累过度，一病不起，已经去世了。阿鸾被柳氏的哥哥收养，现在在乡下的私塾读书。

沈砚之走进柳氏的房间，里面的陈设还是老样子——梳妆台上放着她常用的木梳，床上铺着她亲手绣的床单，墙角的柜子上，还摆着阿鸾小时候玩的布偶。他走到梳妆台前，拿起那把木梳，梳齿上还缠着几根乌黑的头发。他再也忍不住，抱着梳妆台痛哭起来，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砸在桌面上，发出“嗒嗒”的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