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

那年冬天特别冷。

长江边的风像刀子，刮在脸上生疼。

我已经不记得自己原来叫什么了，爹娘叫什么，家在哪里。

只记得有一天夜里，鬼子进了村，枪声、哭喊声、火烧房子的噼啪声混在一起。

娘把我推进炕洞，压低声音说：“别出声，等娘回来。”

我等了一天一夜，娘没回来。

从炕洞里爬出来时，村子已经没了。

房子烧得只剩骨架，地上横七竖八躺着人。

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都硬了。

我在废墟里翻了半天，翻出半块硬邦邦的饼子，揣进怀里，顺着铁路往南走。

脚上的草鞋早就磨穿了底，脚板裂开的口子渗着血，每走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

饿了就啃树皮，渴了就趴在沟边喝浑水，水混着泥，灌进肚子里沉甸甸的。

走了多少天，我已经记不清了。

白天赶路，晚上找个背风的草垛蜷着，身上裹着一块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破棉袄。

那天夜里落了雪。

雪花不大，但密，一层一层盖下来。

我走到一个村子，扶着墙根就倒了下去。

倒下去的时候，身子越来越轻，像要飘起来。

我想，就这样吧，睡过去就好了。

睡过去就不冷了，不饿了，不想娘了。

快睡着的时候，有人摇我。

是个老头，瘦，精神却好，穿着灰布棉袄，蹲在我面前。

他往我嘴里塞了一口东西，是饼，热乎的，带着麦香。

我本能地咬，嚼，咽，那口饼下了肚，身子才泛起一点热气。

“别睡，”老头说，声音沙哑，“睡了就醒不过来了。”

他把我扶起来，我站不稳，他便半架着我，一步一步往前挪。

雪地上留下两行歪歪扭扭的脚印，一深一浅。

我们停在一扇黑漆大门前。

门很高，我仰头望，门楣上挂着一块匾，字我不认得。

后来我知道了，那两个字是“杨宅”。

那天把我捡回来的人，是杨家的老管家，姓孙。

那时候，抗日战争打得正凶，整片华夏大地哀鸿遍野，村里没几个活人。

老孙头没问我叫什么，也没问我从哪儿来。

他领我进了门，穿过院子，院子很大，青砖铺地，角落里有棵老槐树，叶子已落尽了。

他把我领到柴房旁边一间小屋，屋里只有一张板床，一床旧棉被。

“以后你就住这儿，”老孙头说着，递过来一碗热粥、一身满是补丁却干净的衣裳，“干活，吃饭，少说话。”

我接过碗，手抖得厉害，粥洒出来一些，烫在手背上，也不觉得疼。

我低下头喝，滚烫的粥顺着喉咙滑下去，一直暖到胃里。

把碗舔得干干净净，一滴不剩。

从那天起，我告诉自己，我要活下去。

老孙头让我跟着他干活，扫地、劈柴、喂马，什么都干。

杨家是这一带出了名的地主，也是出了名的大善人。

那些年兵荒马乱，流民多，杨家时常支起粥棚接济乡亲。

宅子里除了我，还收留了十几个长工，都是活不下去的苦命人。

——

杨家有三个儿子。

老大杨守业，那年十三岁，比我大三岁。

瘦高个，走路慢悠悠的，话很少。

他极少出门，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书房里翻那些泛黄的线装书。

偶尔走出院子，看见我在扫地，就停下来多看两眼，什么也不说，转身走了。

后来听老孙头说，杨家原本有五个儿子，两个没熬过天花，埋在了后山荒坡上。

因为我年纪跟大少爷相仿，做事也算勤快，老孙头便让我跟着大少爷，端茶递水，跑跑腿。

我没想过，这一跟，就是一辈子。

有一天傍晚，我站在书房门口。

大少爷抬起头，看了我一眼，说：“你过来。”

我走过去，他指着书上的字，一个一个念给我听。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念完，他看着我，问：“你想学认字吗？”

我愣了一下，拼命点头。

他笑了一下，那是我头一回见他笑。

他递给我一支笔、一张纸，说：“来，从这四个字开始。”

那支笔是支旧毛笔，笔杆上有一道裂纹，用线缠着。

纸也是旧的，边角泛黄。可我接过来的时候，手在抖。

我那时想，我这辈子，大概就是从这四个字开始的。

从那四个字开始，我成了一个不一样的人。

少爷给我取了个名字，叫陈福。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

我以为会一直这么过下去。

可安稳日子没过多久，仗越打越近，老百姓没了活路，四处逃难。

这一天，杨老爷喊来了三个儿子。

他坐在堂屋的太师椅上，一个一个看过去，看了很久。

然后把家里值钱的东西分给三个儿子，让他们各自逃生。

老大杨守业磕了三个头：“爹，咱们一起走。”

小主，

杨老爷摆了摆手：“咱家的根在这儿，得有人守着。”

杨家三个儿子，老二带着一群人逃往香港，老三加入了抗战队伍。

其余的人跟着老大杨守业，他没有像弟弟们那样逃走，而是选了金陵。

做出这个决定，需要很大的勇气。

一九三七年那场惨绝人寰的屠杀之后，金陵城十室九空，元气大伤。

多数人都往南逃、往西逃、往没有战火的地方逃。

往金陵去的，少之又少。

可杨守业说：“越是没人去的地方，越有机会。”

他带着从杨家分来的钱，还有十几个愿意跟着的长工，我们坐船沿长江而下。

江面上时常漂着浮尸，白的，胀的，顺着水流往下游去。

没人说话，都沉默地看着。

——

到了金陵，城里的景象比听说的更惨。

街道两旁很多房子都空了，窗户黑洞洞的，像没了眼珠的眼眶。

街上行人寥寥，偶尔有一两个，也都低着头，走得很快。

杨守业用带出来的钱置办了几间铺面，还有一间倒闭的小纺织厂厂房。

厂房很破，屋顶漏雨，墙皮剥落，但地方够大。

他说：“就先在这儿落脚。”

那几年，我们什么都干：贩布、转手百货、倒腾粮食……

只要能换口吃的，只要能活下去。

杨守业带着我们白天在外头跑，晚上回到厂房打地铺睡。

吃的是糙米稀粥就咸菜疙瘩，有时连咸菜都没有。

可没人抱怨。

能活着，有地方睡，有口热饭吃，已经很好了。

老孙头年纪大了，经不起折腾，到金陵第二年就病了。

咳，整夜整夜地咳，后来咳出血。

临死前，他把我叫到床边，从怀里摸出一把黄铜钥匙，塞进我手里。

“福子，”他唤我，“这把钥匙……是老宅大门的。”

“你收好，万一……万一哪天能回去，替我去看看那棵槐树……还在不在。”

我攥着钥匙，点头。

老孙头走了，埋在金陵城外的乱坟岗。

没有棺材，只用草席裹了。

我给他磕了三个头，那天风很大，卷起黄土，迷了眼睛。

——

一九四五年，鬼子投降了。

消息传来那天，金陵城炸开了锅。

街上挤满了人，哭的，笑的，喊的，叫的。

杨守业站在厂房门口，望着外面，看了很久。

然后转身进屋，关上门，一个人待了一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