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用两次。”

坦克在树林间机动，威廉的驾驶依然精准，但我注意到他的动作比三天前慢了半拍——不是技术退步，而是身体在发出抗议。我们都一样。

下午的战斗更加残酷。苏军投入了KV-1重型坦克，这次不是一辆，而是两辆。它们像移动的堡垒，对我们的炮火几乎免疫。

我们不得不使用步兵反坦克小组，让他们携带炸药包和磁性炸弹冒险接近。六名士兵出发，两人返回。但他们成功了——一辆KV-1的履带被炸断，成了固定靶。

“高爆弹，瞄准它的观察窗！”我命令。

“装填完毕！”

“开火！”

炮弹击中了KV-1的炮塔，破坏了观察设备。它还能射击，但精度大幅下降。

另一辆KV-1最终因为燃料耗尽而撤退——这是我们在三天战斗中发现的苏军弱点：他们的后勤同样艰难。

傍晚时分，我们得到了二十四小时内的第一次补给：四发穿甲弹，六发高爆弹，两桶燃料，还有一箱食物和饮用水。数量少得可怜，但至少能让我们再坚持一天。

天黑后，我们轮流休息。我和威廉值第一班警戒。

夜晚的十字路口寂静得可怕。远处有零星的炮火闪光，但我们的防区暂时平静。寒冷加深，呼气成霜。

威廉递给我一支烟——我们最后的几支之一。我们靠在坦克冰冷的装甲上，望着星空。

“记得法国吗？”威廉突然问。

我点点头。1940年夏天，我们开着二号坦克穿越法国，那时阳光明媚，道路畅通，胜利似乎轻而易举。法国军队在撤退，平民大多顺从甚至友好。我们觉得自己是征服者，是历史的主宰。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那时我以为战争就是这样，”威廉吸了一口烟，烟头的红光在黑暗中明灭，“推进，胜利，占领。简单，干净。”

“现在呢？”

他沉默了很久。“现在我觉得战争是个磨盘。它缓慢地转动，把一切都磨成粉末：钢铁，土地，人。”他顿了顿，“我们三天前经过的那个村庄，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那是个小村庄，大约十几户人家。我们经过时，几个孩子躲在母亲身后偷看我们的坦克。埃里希曾开玩笑说，等战争结束，他要回来这里，告诉那些孩子我们不是怪物。

昨天我们再次经过时，村庄已经不存在了。苏军炮火将它完全抹去，只剩下烧焦的房梁和砖石废墟。那些孩子，那些母亲——无人知晓他们的命运。

“我昨晚梦到了奥托。”威廉的声音很低，几乎被夜风吹散。

奥托·舒尔茨，我们的第一任炮手，1939年在波兰牺牲，年仅十九岁。那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又像昨天一样清晰。

“在梦里，他问我战争什么时候结束。”威廉继续说，“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他冷，问我能不能给他一条毯子。”威廉掐灭烟头，“我醒来时，发现自己把毯子扔在了地上。”

我不知该如何回应。三天的高强度战斗让所有人都到了极限。死亡不再是抽象的统计数字，而是具体的面孔：那个试图爬上我们坦克的年轻苏军士兵，眼睛里的惊恐；那个在我们面前被炮弹击中的德军下士，最后的眼神是纯粹的困惑；那些我们无法带回的伤员，他们的哀嚎会在寂静时刻突然在记忆中回响。

“卡尔，”威廉用名字而不是军衔叫我，这在军中很少见，“如果我们打到了莫斯科，然后呢？”

这个问题太大，太沉重。我曾经相信官方宣传：攻占莫斯科，苏联崩溃，战争结束，我们以胜利者的身份回家。但现在，看着俄罗斯无垠的土地，感受着越来越冷的天气，面对越来越顽强的抵抗，这个信念开始出现裂痕。

“然后我们回家。”我说，但声音缺乏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