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弗兰茨头也不抬，闷声回答，“但总得找点事做。看着它们这么少，我心里发慌。”

这种“发慌”的情绪，像瘟疫一样在车组，乃至整个连队蔓延。钢铁巨兽失去了獠牙，比绵羊强壮不了多少。我们这些依赖它生存的人，安全感也随之急剧下降。

年轻的炮手埃里希·沃尔夫显得有些烦躁。他刚刚熟悉并爱上了那门50毫米火炮的威力，正渴望着在实战中检验它的性能，却被这该死的补给危机死死按在原地。他时不时地爬上炮塔，透过瞄准镜望向远方空旷的原野，仿佛在期待着什么，又像是在害怕什么。

“车长，”他有一次忍不住问我，“如果……我是说如果，现在有敌人打过来，我们怎么办？就凭这五发炮弹？”

我无法给他一个满意的答案。只能告诉他，也是告诉自己：“节约每一发子弹，确保首发命中。然后，祈祷支援及时，或者，做好最坏的打算。”

最坏的打算是什么？我们都心知肚明，却不愿说出口。

连部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连长的脸色比锅底还黑，他证实了我们的 worst fears（最坏的担忧）。铁路修复工作进展缓慢，抵抗组织的破坏活动层出不穷，预计严重的弹药短缺至少还要持续一到两周。他命令各排、各车组，严格控制弹药消耗，加强驻地警戒，但严禁主动挑衅或进行任何可能引发交火的巡逻。

“我们现在是坐在火药桶上，先生们，”连长环视着我们这些车长和士官，声音沙哑，“而我们的弹药，只够点个捻子。都给我谨慎点！”

会议结束后，气氛更加压抑。我们仿佛被困在了一个无形的牢笼里，外面是潜在的敌人和充满敌意的环境，而我们手里，只有几根可怜的烧火棍。

这种无力感，勾起了我更深沉的思绪。在波兰，在挪威，甚至在法国战役的高潮阶段，我们虽然也面临危险，但至少武器是充足的，我们是主动的进攻者。而现在，我们成了被动的守卫者，而且是一个近乎赤手空拳的守卫者。这让我前所未有地意识到，战争不仅仅是前线士兵的搏杀，更是后勤、情报、民心这些无形战线的较量。我们引以为傲的装甲洪流，一旦失去了后方血管的滋养，就会像搁浅的鲸鱼一样，徒有庞大的身躯，却只能等待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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