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山屯，识字班的土屋里。

郭大娘端着一簸箕新磨的苞米面进来时，看见张兰生正趴在炕桌上写信。油灯的光晕照在他侧脸上，那张原本清秀的脸如今瘦得颧骨突出，眼窝深陷。

“张主任，歇会儿吧。”郭大娘把簸箕放在炕沿，“晚上烙饼，给你补补。”

“不用，大娘。”张兰生抬起头笑了笑，“我就是给铁柱写封信。他在县公署，有些话不方便当面说。”

郭大娘在炕沿坐下，手在围裙上搓了搓：“铁柱他……没给您添麻烦吧？”

“没有，他做得很好。”张兰生放下笔，“上个月那份日军换防计划，就是他送出来的。因为那份情报，我们在宾县少牺牲了二百多个同志。”

郭大娘的眼睛红了红，但没掉泪。这个五十多岁的农妇已经学会了把悲伤和骄傲都藏在心底。

“张主任，我听说……柳树屯那个叛变的保长，家里老娘上吊了？”

张兰生沉默地点点头。消息是三天前传来的——那个保长叛变后的第七天，他七十岁的老母亲用裤腰带吊死在家里的房梁上。老人留下的遗书只有一行字：“我没教好儿子，没脸活了。”

“屯子里的人都说，老太太有骨气。”郭大娘轻声说，“可我不这么想。她儿子作孽，跟她有啥关系？她是被逼死的——被鬼子逼的，也被咱们……被咱们的眼光逼的。”

张兰生愣住了。他没想到郭大娘会说出这样的话。

“大娘，您……”

“我知道，叛徒就该死。”郭大娘打断他，“可他娘不该死。咱们打鬼子，不就是为了让老人能活，让孩子能活吗？要是打到最后，连老人的活路都没了，那咱们打的是个啥？”

土屋里安静了很久。只有油灯燃烧时偶尔发出的噼啪声。

张兰生慢慢折起写好的信，塞进信封里。他看着郭大娘被岁月和劳作刻满皱纹的脸，突然明白了为什么于凤至总说“群众工作比打仗难”。

打仗有明确的敌人，有清晰的战术。可群众工作面对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他们有爱有恨，有软肋有坚持，有在极端环境下可能做出的任何选择。

“大娘，您说得对。”他终于开口，“以后我们的纪律教育，要加一条：罪不及父母，祸不及妻儿。谁叛变，处置谁，但不牵连家人。”

郭大娘点点头，从怀里掏出个小布包：“这是铁柱媳妇让我给您的。她娘家的秘方，治咳嗽的。”

布包里是几块黑褐色的梨膏糖。张兰生接过来，喉头有些发紧。

“替我谢谢她。”

郭大娘起身出去了。张兰生重新摊开一张纸，开始写一份新的工作纲要。标题是:《关于正确处理反正人员及其家属的若干规定》。

窗外，雨停了。月亮从云缝里露出来，清冷的光洒在刚种下不久的田垄上，那些嫩绿的麦苗在月光下微微泛着银光。

张兰生写到半夜。结束时，他在最后一行写下日期:民国三十二年五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