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经理那间堆满文件的办公室里,刘致远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想法和“古城”牌的优势与发展前景。马经理端着茶杯,慢悠悠地听着,不置可否。
“小刘啊,你的想法是好的。支持集体经济发展,也是我们劳动服务公司的责任嘛。”马经理打着官腔,“不过,这挂靠也不是随便挂的。我们得对你们负责,也得对上级负责。你们这个‘古城’牌,我听说过,前段时间还闹出点风波,是吧?”
刘致远心里一紧,知道这是关键点了。他坦然承认,并将事情的前因后果,以及后来工作组的结论简要说明,强调“古城”牌是守法经营,质量过硬,之前的风波是李建国个人问题。
“嗯,过去的事就不提了。”马经理摆摆手,“既然上面有了结论,那就按结论来。不过,小刘啊,挂靠在我们这里,规矩还是要有的。第一,每年需要向公司缴纳一定的管理费,这个费用嘛,根据你们的营业额来定,具体可以商量;第二,公司的财务要接受我们的监督,当然,主要是宏观上的;第三,如果公司产生利润,需要按一定比例上缴,作为公司的发展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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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致远认真地听着,心里飞快地计算着。管理费,利润分成,这些都是成本,但相比于没有名分,处处受制,这些成本似乎是必须付出的。他更关心的是自主权问题。
“马经理,管理费和利润分成我们可以谈。只是这日常的经营,比如生产,销售,人员安排……”
“这个你放心。”马经理笑了笑,“我们只管大方向,具体的经营,还是你们自己负责。我们不干预太多。毕竟,你们是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嘛。”
经过几轮艰难的谈判,在赵叔的斡旋下,双方终于达成了初步协议:古城商贸股份有限公司(筹备)挂靠在二轻局劳动服务公司名下,性质为集体所有制;每年缴纳固定金额的管理费;利润部分,在扣除发展基金后,按一定比例分配。
挂靠单位解决了,街道那边的申请也终于在层层审批后获得了原则上的同意。接下来是注册资金。刘致远倾其所有,老王也果然拿出了他多年的积蓄,厚厚一沓,大多是十元,五元的票子,甚至还有不少毛票,用旧手帕包得严严实实。阿芳则拿来了一个手绢包,里面是她所有的积蓄,加起来不过八十多块钱,她递过来时,手微微有些颤抖。
刘致远看着桌上这三堆数额悬殊却同样沉重的钱,眼眶有些发热。他找来纸笔,郑重地写了一份出资证明,写明了每个人出资的数额,并约定按照出资比例占有公司股份,刘致远占大头,老王次之,阿芳占一小部分。三人都在上面按了手印。
“从今天起,咱们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了。”老王看着红手印,咧开嘴笑了,笑容里有些许紧张,但更多的是豁出去的豪情。
阿芳看着纸上自己的名字和那个鲜红的手印,心里充满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归属感和对未来的憧憬。
有了挂靠单位批复和验资证明,剩下的工商登记,税务登记,公章刻制等手续,虽然依旧繁琐,但总算有了明确的路径。刘致远、老王和阿芳分工合作,奔波于各个部门之间,盖章,填表,排队……他们经历了冷眼、推诿,也遇到了热心人的指点,尝尽了办事的艰辛。
在这个过程中,刘致远对自己的定位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他不再仅仅是一个小店的老板,他开始强迫自己学习看简单的财务报表,思考公司的组织架构,规划未来的产品线和销售渠道。他意识到,管理一个公司,光有热情和手艺是不够的,还需要知识和眼光。他托人从省城买回了几本关于企业管理和市场营销的书籍,尽管读起来很吃力,但他依然坚持着。
一个多月后,当那张印着“古城商贸股份有限公司”字样、盖着鲜红大印的营业执照终于拿到手时,三个人站在工商局的门口,看着那张薄薄的纸,都久久没有说话。
阳光洒在营业执照的塑料封皮上,反射出耀眼的光芒。这张纸,凝聚了他们太多的心血,希望和冒险。它不仅仅是一张许可,更是一个象征,象征着“古城”牌从此告别了单一的,脆弱的个体经营模式,踏上了一条虽然艰难却更为广阔的征程。
刘致远小心翼翼地将营业执照卷好,放进随身携带的旧公文包里——这是他为了跑手续特意买的二手货。他抬起头,看着街上熙熙攘攘的人流和车流,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感压上心头。
公司是成立了,但这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如何让这个新生的公司在市场上立足、发展,如何对得起老王和阿芳的信任,如何让“古城”这个老牌子在新形势下焕发新生,无数的问题和挑战,还在前方等待着他们。
而那个始终未曾现身的“神秘送信人”,似乎也随着公司的成立而暂时沉寂了。但刘致远知道,他一定在某个地方,注视着这一切。这份不知是恩是债的“关注”,依然是悬在公司上空的一片阴云,不知何时会落下雨滴,或者是惊雷。
那张薄薄的印着“古城商贸股份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被刘致远用一块干净的红布包好,小心翼翼地锁进了新购置的带锁的铁皮文件柜里。这个文件柜,连同两张旧办公桌,四把木头椅子,以及墙上挂着一幅古城市区地图,就构成了古城商贸股份有限公司也是全部的“总部”设施——它们依旧安置在致远百货店铺后半部分隔出来的一个小房间里。牌子换了,骨子里却依然带着那股子因陋就简,白手起家的草根气息。
喜悦和激动是短暂的,如同节日燃放的鞭炮,噼啪作响后,留下的是需要耐心清扫的碎屑和弥漫在空气中的,淡淡的硝烟味道,提醒着人们现实的严峻。公司是成立了,但摆在刘致远面前的,是一个比之前单纯守着店铺要复杂得多,也沉重得多的局面。
首要的问题是:钱。
注册资金几乎掏空了三个人所有的积蓄。老王压箱底的血汗钱,阿芳那裹在手帕里,带着体温的几十块钱,大部分都变成了那张执照和这几件简陋的办公家当。公司账户上剩下的流动资金,屈指可数。而开销却一下子增多了:每月要固定支付给挂靠的二轻局劳动服务公司一笔管理费,虽然马经理看在赵叔面子上给了个“友情价”,但对此刻的古城公司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固定支出;原先与合作的肥皂作坊是松散的口头约定,现要转为稍微正规的供货合同,为了保证产品质量稳定和优先供货,可能需要支付部分预付款;计划中的产品改进,尝试天然香氛,需要购买桂花,茉莉等原料和试验用的器皿;还有,既然成立了公司,总得印点像样的名片,信笺信封,这些在老王看来是“虚头巴脑”的东西,刘致远却认为很有必要——出去谈事情,递上一张印着“古城商贸股份有限公司经理”头衔的名片,和以前口头自称“致远百货的”,分量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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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致远坐在新办公桌后,面前摊开着阿芳用直尺和钢笔仔细画出的新账本。收入栏寥寥无几,主要是店铺零售和之前恢复联系的老客户的小额批发;支出栏却已经列出了好几项,像一张张等待喂饱的嘴。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财务压力。以前小店经营,赚多少,花多少,心里大致有数,压力更多来自外部的打压;而现在,压力来自于内部,来自于如何让这个刚刚诞生的、嗷嗷待哺的“婴儿”活下去,并且健康成长。
他召集了老王和阿芳,开了公司成立后的第一次非正式“股东会”。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刘致远没有隐瞒,把账本上的数字指给他们看,“咱们现在,就像是刚过了河,把桥给拆了,只能往前冲,没有退路了。”
老王看着那些支出数字,尤其是那笔管理费,眉头拧成了疙瘩,嘟囔道:“这还没见着回头钱呢,就得先往外掏,这马经理,心也挺黑。”
阿芳则更关心生产:“致远哥,那肥皂作坊那边,预付款要是给不了,他们还能按时给咱们货吗?质量能保证吗?”
“这就是我们要解决的第一个难题。”刘致远手指敲了敲桌面,“作坊那边,我下午再去谈,看能不能先付一部分,剩下的用咱们新公司的名义打个欠条,等货款回笼再补上。关键是,咱们得尽快把货卖出去,而且要卖得比以前多,比以前快。”
“怎么卖?”老王来了精神,“我明天就再去跑跑那些杂货店,多磨磨嘴皮子。”
“光靠磨嘴皮子,一家一家去推,效率太低了。”刘致远摇了摇头,目光投向墙上那张市区地图,“咱们得换个思路。老王,你人面熟,腿脚勤快,以后不能只盯着老街附近这一亩三分地。你拿着地图,把城区划分成几个片,挨个片区的去跑,重点是那些居民区集中、小卖部杂货店多的地段。不光是要他们进货,还要留意看看,别人家的肥皂都是什么牌子,卖什么价钱,包装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