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五年被抓壮丁，在果党部队里待了半年，后趁战乱逃回渔村，解放后加入互助组，表现积极。”

“冬生这孩子，我晓得。”陈秀莲坐在一旁，手里缝着一件破旧的衣裳，闻言插话道，“他当年是被硬拉走的，心里一直不乐意，逃回来后还主动向农会说明了情况。这几年干活勤快，对村里的老人也孝顺，应该没问题。”

田大牛坐在对面，双手叉腰，瓮声瓮气地说：“不管怎么样，当过果党兵就是个疑点，得多留意着点。万一他是潜伏的特务呢？”

刘满根摆摆手：“大牛，不能这么说。咱们排查要讲证据，不能凭身份下结论。

冬生的情况我们再核实核实，问问他当年在部队里具体做什么，有没有参加过反动组织。”

沈知言默默记下几人的意见，在王冬生的名字旁写下“曾被抓壮丁，需进一步核实部队经历”。这样的讨论在每天的工作中都会发生，每个人都抱着谨慎的态度，既不想放过一个坏人，也不愿冤枉一个好人。

偶尔有村民被请来“谈话”，地点就在这间偏房。被请进来的人，大多面带紧张，双手在衣襟上反复擦拭，额头上冒着细密的汗珠。询问的内容大多围绕解放前的经历：

家里以前是做什么的？有没有参加过什么“会”“道”“门”？有没有和果党军官、恶霸地主来往过？有没有隐瞒过什么历史问题？

有一次被请来的是村里的老人张老爹，他解放前曾在镇上的杂货铺当学徒。面对询问，张老爹紧张得话都说不利索，嘴唇哆嗦着，反复说：“我就是个学徒，天天干活，啥也没干过……杂货铺老板是个本分人，没跟果党来往……”说着说着，眼泪就掉了下来。

陈秀莲看不过去，给张老爹倒了杯热水，轻声安抚道：“张老爹，别紧张，组织就是问问情况，你如实说就行，没做过坏事就不怕。”

沈知言坐在八仙桌旁，安静地记录着每一句话。他不提问，不插话，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只偶尔在对方回答含糊时，停下笔，抬头看一眼，那平静的目光让对方下意识地补充清楚。他知道，自己笔下的每一个字，都可能关系到一个人的命运，不敢有半点马虎。

除了当面询问，群众检举的材料也源源不断地送过来。有的是写在正规的检举信纸上，字迹工整，条理清晰，详细列举了被检举人的罪行，比如“民国三十三年，XXX勾结湖匪，抢走我家粮食二十石，打死我父亲”，字里行间满是刻骨的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