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国把包子往桌上一搁，推门就跑了出去。走廊里已经挤满了人，好几个办公室的门都敞着，探出一颗颗脑袋。他扒开人群往尽头一看，手里的豆浆塑料袋直接掉在地上，白花花的豆浆泼了一地。

他们老总姓邹，叫邹志鹏，五十出头，一米七出头的个子，平时西装笔挺，头发梳得油光水滑，金丝眼镜架在鼻梁上，下面的人见了他大气都不敢喘。可此刻他站在走廊尽头的窗户边上，头发乱得像鸡窝，西装被撕成了破布条，领带歪到肩膀后面，一只脚光着，另一只脚趿拉着一只黑皮鞋。他的脸涨得通红，嘴唇哆嗦着，两只手在空中乱抓，像在跟一个看不见的人搏斗。

“我不是邹志鹏！我是李国栋！”他扯着嗓子喊，“收了我的钱就想跑？你跑不了！你跑到哪儿我都能找到你！”

围观的几十号人谁也不敢上前。李国栋是谁？大伙儿都清楚——总公司下面一家分厂刚提拔上来的厂长，任命书下来没三天，人就在家里没了，说是半夜睡觉没醒过来。厂里的人私下都在传，说李国栋为了这个厂长位子，给邹志鹏送了六万块钱。九十年代的六万块，顶得上普通工人好几年的工资。钱送出去了，官也批下来了，可李国栋一天厂长都没当上，人就走了。那六万块钱，邹志鹏一分没退。

“你欠我的！你欠我的！”邹志鹏忽然转过身来，脸上的表情又哭又笑，嘴里的话时而是他自己的口音，时而又变成了李国栋那种低沉沙哑的腔调，像是在一个人的身体里住着两个人。办公室主任老孙站在最前面，手往前伸着，声音发颤：“邹总……您冷静一下……”可邹志鹏根本不看他，整个人扑向窗户，半个身子探了出去：“我活不了！你他妈也别想活！”

众人吓得一齐喊出声。老孙连滚带爬跑回办公室打了120，不到半个小时精神病院的救护车就来了，跳下来三个穿白大褂的壮汉。邹志鹏那瘦巴巴的身子忽然爆发出惊人的力气，四个人摁他一个，被他又踢又咬地折腾了好几分钟，才把束缚带套上。他被架着往楼下走的时候还在喊：“李国栋不会放过你的！你欠他的！”

那天下午整个公司都炸了，陈建国蹲在厕所里抽烟，隔壁蹲位的小李隔着挡板探过头来压低声音问：“陈哥，你亲眼见着了？那人真是李国栋？”陈建国深吸了一口烟：“我哪知道。我就知道邹总怕是回不来了。”

邹志鹏确实再没回来。上面来了调查组，查了半个多月，账对不上，钱也说不清去了哪儿。后来厂里传，说邹志鹏的老婆邹秀兰亲自登门找李国栋的家属，不但退了那六万块，还额外给李家换了一套新房。九八年北京一套房不是小数目，陈建国后来跟老孙喝酒时提起这事，老孙嘴角抽了抽说：“你还没听说呢？邹家不光退了钱，还给李国栋重新办了一场大出殡。”

“李国栋不是早埋了吗？”

“是重新办了一场。”老孙压低声音，“说是在庙里请了一整套班子，和尚道士都来了，吹吹打打折腾了一整天。队伍最前面有个十六七岁的男孩披麻戴孝抱着李国栋的照片，你猜那是谁？邹志鹏的儿子，亲生的。让人家认了李国栋当干爹，算是赔罪。”

陈建国端着酒杯愣了好一会儿。他想起那天早上邹志鹏站在走廊尽头撕心裂肺喊的那句话——“你欠我的”，忽然觉得后脊梁一阵阵发凉。

一九九八年秋天，北京东三环外一片灰扑扑的老式办公楼群里，有一家国营总公司。老陈叫陈建国，那年四十二岁，在综合办公室当个小主任，不上不下的，什么都沾点边。他每天早上骑二八大杠到单位，先在门口买四个大葱包子、一碗热豆浆，塑料袋拎着晃进办公室。那天他刚坐下，掰开包子咬了一口，韭菜大葱的味儿还没散开，就听楼道里炸了锅似的闹起来，有人扯着嗓子喊：“来人！快来人！老总疯了！别让他上天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