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军一拍大腿,眼睛亮了起来:“哎呀!这么一说就明白多了!计算机系的脑子就吃这直观的!”
我继续帮他梳理了几个难点,还用比喻和生活中的例子解释抽象的经济学概念。不知不觉中,我们周围围拢了好几个同学,都在认真地听我讲解。
“韩浩,你这个方法太好了,”一个经济系的同学感慨道,“比死记硬背强多了!”
我笑了笑,心里想着这是未来几十年教育心理学发展带来的学习方法,自然比这个时代的死记硬背高效得多。
考试最后一天,当我交完最后一份试卷,整个人几乎虚脱。走出考场,冬日的阳光照在脸上,我深吸一口气,感觉像是重获新生。
校园里已经弥漫着放假的气氛,到处都是收拾行李的身影。同学们脸上带着解放的喜悦,互相道别,约定开春再见。
回到宿舍,王建军正在打包行李,床上摊开着一个大大的行李袋。
“浩子,考得怎么样?”他一边叠衣服一边问。
“还行吧,”我谦虚地说,“就是有点累。你呢?”
“多亏了你那个树状图记忆法,政治经济学我觉得考得不错!”他笑着说,“明天一早的火车,今晚咱们宿舍聚个餐怎么样?”
我点点头,开始收拾自己的行李。我的东西不多,几件衣服,一些书籍,还有最重要的——李书记和乡亲们凑的20元钱,我一直舍不得花,整齐地叠放在钱包最里层。
晚上,我们宿舍几个同学一起去食堂吃了顿饺子,算是告别餐。大家聊着考试的点点滴滴,分享着寒假的计划,气氛温馨而热烈。
“韩浩,你那个编程题第三题是怎么解的?”张志远突然问道,“我总觉得自己的方法太复杂了。”
我详细解释了解题思路,几个人都围过来听,不时发出恍然大悟的感叹。这一刻,我感受到了分享知识的快乐。
第二天一早,我提起行李准备去火车站。王建军和我一同出门,他要去西站,而我需要去北京站。
“寒假快乐,浩子!”他拍拍我的肩膀,“代我向家乡的乡亲们问好!”
“一定!”我笑着回应,“你也一路顺风!”
(火车站送别扩写)
赶火车那天的北京站,像一口装满了人的铁皮匣子。木质检票口被挤得变了形,每个人都攥着皱巴巴的车票和盖了红章的介绍信,呼出的白气在冷空气中凝成白雾,混着蒸汽火车“轰隆”的喘息声,还有“同志让让”“别挤着孩子”的吆喝,裹着刺骨的寒风往人骨头缝里钻。
我拎着那个打了补丁的帆布行李袋,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物和给乡亲们带的北京果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人群里挤出来,刚把行李甩上火车行李架,还没来得及擦把汗,就听见车窗外传来一声喊——不是嘈杂人群里的寻常喧闹,是带着点急切、又脆生生的调子,一下子就撞进了我心里:“韩浩!韩浩!”
我浑身一僵,手里的毛巾都掉在了地上。这声音太熟悉了,是林雪晴!是那个总扎着三色头绳、笑起来露两颗小虎牙的北京姑娘!我几乎是手脚并用地扑到窗边,手指在结了薄霜的玻璃上胡乱擦着,霜花被抹成一道道白痕,透过那些模糊的缝隙,我一眼就看到了月台上的她。
她站在离火车不远的地方,穿着那件浅绿色棉袄,衣角被北风刮得翻卷起来,露出里面洗得发白的衬里。脖子上围着那条浅蓝围巾,是上次元旦我见她时戴的,边角已经起了毛球,她却裹得紧紧的,只露出半张脸。头发有点乱,额前的碎发被风吹得贴在脑门上,平时总梳得整整齐齐的麻花辫,今天也松了几缕,垂在肩膀上。最让我心疼的是,她的头发上还沾着几颗没化的雪粒,她走得太急,都没顾上拍掉。
“雪晴!你怎么来了?”我一把推开窗户,冷风“呼”地灌进来,刮得我脸颊生疼,可我连缩都没缩一下,眼睛死死盯着她,生怕一眨眼她就不见了。行李架上的行李被风吹得晃了晃,我也没心思管,满脑子都是她怎么会来——师范附中离北京站有十站公交,这个点的公交得等半小时一班,她肯定是天没亮就出门了,为了赶在火车开动前见我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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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看到我探出头,眼睛一下子亮了,像把星星都揉进了眼里。她踮着脚,双手拢在嘴边当喇叭,往我这边跑了两步,声音里还带着没喘匀的气:“王建军昨天去学校找我跟我说你今天走!我早上跟班主任请假,说家里有事,天没亮就去等公交了——还好赶上了,没误了你的火车!”她说着,还抬手擦了擦鼻尖,我才发现她的鼻尖冻得通红,像颗熟透的樱桃,连耳朵尖都是红的。
我心里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揪了一下,又酸又暖。我想让她赶紧把手揣进棉袄兜里,想跟她说“别站在风里,冻坏了怎么办”,可话到嘴边,却变成了笨拙的问句:“你没吃早饭吧?这么早出门,肯定没顾上。”
她愣了一下,随即笑了,露出两颗小小的虎牙,特别甜:“没事,不饿!我妈早上给我煮了鸡蛋,我揣在兜里呢,等会儿回去吃。”她说着,还拍了拍棉袄的口袋,证明自己没说谎。可我看得清楚,她的手拍口袋时,指关节都冻得发僵,连动作都有点不灵活——那鸡蛋就算揣在兜里,这么冷的天,也早该凉了。
正想再跟她说点什么,火车突然“呜——”地长鸣一声,震得人耳朵发麻。车轮开始“哐当哐当”地往后倒,车厢微微晃动起来,是要准备开动了。月台上的工作人员开始挥舞着小红旗,喊着“送人的同志往后退!火车要开了!”
林雪晴的笑容一下子僵住了,眼里的光也慌了几分。她赶紧往后退了两步,又立刻踮起脚,双手飞快地解开胳膊上挎着的蓝布包——那布包是她妈给她缝的,上面绣着一朵小小的梅花,针脚很密,是个过日子的细活人。她从包里掏出个东西,我凑近了才看清,是一双灰色的手套。
不是供销社卖的那种机器织的手套,是手工织的。毛线是最普通的粗毛线,颜色有点发灰,大概是染了好几遍的旧线。手套的针脚歪歪扭扭的,有的地方毛线松了,鼓出一个个小疙瘩;左手手套的拇指处还补了一小段白毛线,明显是织错了又拆开重织的,补丁的边缘还露着线头。她把双手捧着那双手套,踮着脚往我这边递,胳膊伸得笔直,声音都有点发颤:“这是我这几天晚上织的……你老家在太原郊区,比北京还冷,风又大,戴着能暖和点。我以前没织过,织坏了好几团毛线,这双还是我妈教我拆了重织的……针脚不好看,你别嫌弃。”
我赶紧伸手去接,指尖刚碰到手套,就顺带碰到了她的手。那手冰凉冰凉的,像握了块刚从雪地里捡来的冰,冻得我指尖一麻。我心里猛地一紧,下意识地就想把她的手往我棉袄兜里拉——我棉袄兜是贴身的,还带着点热气,能给她暖暖手。可我的手指刚碰到她的手腕,火车就“哐当”一声,猛地往前动了一下,惯性带着我往后退了半步,也把她的手从我的指尖里拽了出去。
“韩浩!”她被惯性带得往后踉跄了一下,却又立刻站稳,仰着脖子朝我喊,声音比刚才大了不少,怕我听不见,“过年记得给我写信!我都想听!”
火车越来越快,车厢两边的景物开始往后退,月台上的人群也变得模糊起来。我把身子使劲探出去,冷风灌进我的衣领,冻得我脖子发僵,可我还是扯着嗓子喊:“我一定写!赶紧回去吧!你也别冻着,别总把耳朵露在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