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瞬间，我脊背上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但我没喊撤退，也没让轲生发信号让信风使硬闯。

那是个死局，意味着不管谁进去，都是给那几千把早就磨得雪亮的横刀送菜。

我把望远镜一收，甚至还慢条斯理地把镜头盖拧了回去。

“传令下去，让大家撤。动静小点，别惊了那帮趴在沙窝里喂蚊子的傻子。”我拍了拍身上的沙土，转身往吉普车（在这个时代是加固的马车）方向走，“既然他们喜欢在那个破烽燧里搞埋伏，那就让他们蹲着吧。蹲到天荒地老，蹲到腿麻，我看他们有多少军粮跟我在沙漠里耗。”

轲生跟在我后面，一脸的不甘心：“大人，咱们就这么走了？那本账册的事儿……”

“账册是死的，人是活的。”我钻进车厢，从暗格里摸出一块硬邦邦的干奶酪塞进嘴里，嚼得嘎嘣响，“他们想跟我玩刀子，那是他们的强项。我这人惜命，不喜欢拿短处碰人家的长处。咱们回敦煌，换个玩法。”

回城的路上，车轮碾过碎石，颠得我胃里翻江倒海。

这帮人搞出个“始元二十八年”，又要立新君，又要搞迷信，说明他们这盘棋的根基不在刀枪上，而在那个虚无缥缈的“天命”上。

他们在跟老百姓讲故事，讲一个“大秦要完，新神当立”的故事。

要想拆了他们的台，我就得讲一个更带劲的故事。

回到敦煌城，我没去郡守府扯皮，直接让人在城南那片原本用来晒谷子的空地上圈了一大块地。

“搭台子。”我指着那块地，对一脸懵圈的工头说，“给我搭个高的，别搞那些花里胡哨的雕花，要结实，能站人，最好能让半个城的人都看见。”

“大人，这是要唱戏？”工头搓着手问。

“对，唱一出大戏。”我笑了笑，“不过角儿不是人，是天上的星星。”

接下来的三天，敦煌城南尘土飞扬。

我让墨鸢把她压箱底的那些宝贝都搬了出来。

那架被她改良过的浑仪，其实就是加装了精密刻度转盘的大型量角器，被几个壮汉哼哧哼哧地抬上了高台。

与此同时，一张巨大的告示贴满了敦煌的大街小巷。

我不搞那些文绉绉的招贤纳士，直接来实在的：“重订《西域星野志》，招募能看懂星星、会算数的人。不管出身，不管男女，只要你能说出个道道来，赐粟十石，进国史馆当见习，管饭管住。”

十石粟，在这个年头够一家五口吃半年饱饭。

这消息就像是在油锅里撒了一把盐，整个敦煌城都炸了。

头两天来的人五花八门。

有拿着龟壳装神弄鬼的算命瞎子，有只会背《甘石星经》却连北斗七星在哪都指不歪的酸秀才，甚至还有个想来骗吃骗喝的流浪汉，被轲生黑着脸提溜了出去。

直到第五天傍晚，日头偏西，把影子拉得老长。

柳媖揉着通红的眼睛，抱着一堆竹简从后台跑过来，头发乱得像个鸡窝。

“大人，不对劲。”她把三卷发黄的竹简摊在我面前的案几上，“我按您的吩咐，把前朝关于西域天象的记载都翻了一遍。按照《颛顼历》和楚地星图的对照，这个时候，西北天区应该有三颗很亮的星，分别对应‘河鼓’、‘天津’旁边的辅星。但是……”

“但是这两年，谁也没见过这三颗星，对吧？”我接过了话茬。

柳媖点了点头，神色有些慌张：“民间都在传，说这是‘星陨西北，王气将尽’的凶兆。那帮搞地下串联的人，就是拿这个当借口，说大秦的气数被风沙埋了。”

“放屁。”我骂了一句，手里转着那支炭笔，“星星又没长腿，还能自己跑了不成？”

就在这时，台下传来一阵喧哗。

轲生正拦着一个少年。

那孩子看起来也就十五六岁，穿着一身破烂的羊皮袄，浑身散发着一股浓重的骆驼腥臊味，头发打结，脸上全是污垢，只露出一双眼睛亮得吓人。

“让他上来。”我喊了一声。

少年冲破轲生的阻拦，几步窜上高台，也不行礼，直接指着柳媖手里的竹简，操着一口夹杂着羌语口音的秦话喊道：“星没丢！是你们看的地方不对！”

“你是谁？”我饶有兴致地看着他。

“我没名字，大家都叫我‘骆驼’。”少年梗着脖子，“我是给商队喂骆驼的。我有话要说，那是十石粟，说话算话吗？”

“算。”我指了指旁边的粮袋子，“只要你说得对，这都是你的。你说我们看的地方不对，那星星去哪了？”

少年从怀里掏出一根磨得光溜溜的木棍，蹲在地上画了个圈，又在中间插了根棍子。

“大人，您看这个陀螺。”他从兜里掏出个土制的陀螺一转，“它转得快的时候，这根轴是不是稳的？但要是转得久了，稍微慢一点，这根轴是不是就开始晃悠？画出来的圈是不是就偏了？”

我心里猛地一震。

这小子……他在讲“岁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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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现代天文学的概念，地球自转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像陀螺一样在缓慢地进动。

虽然这个周期长达两万六千年，但在几百年的跨度里，星星的位置确实会发生肉眼可见的偏移。

在这个时代，人们以为天是不变的，星是钉在天幕上的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