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大部分时间是我在布置任务，他们在提出问题和建议。王铮则负责插科打诨，调节气氛，偶尔用他户外博主的经验，在诸如物资便携性、野外取水等细节上补充意见。

气氛算不上热烈，但有一种奇特的凝聚力在慢慢形成。我们这几个人，一个被学院排挤的固执教授，一个被社会遗忘的伤残老兵，一个在职场倾轧中失败的精明经理，再加上我和王铮这两个在旁人看来“挥霍家产搞妄想”的疯子。

我们像是一盘散沙，被一个共同的、不能言说的秘密目标，强行糅合在一起。

散会时，陈教授小心翼翼地将图纸收好；赵大海已经拿出本子，开始画安防哨位的草图；张俪则立刻开始打电话，联系熟悉的供应商探听价格。

看着他们投入工作的背影，王铮凑到我耳边，压低声音：

“启子，说真的，咱们这支‘末日战队’，成分是不是有点太复杂了？”

我望着窗外沉沉的暮色，回答：

“末日来临时，能活下去的，从来不是最强大的，也不是最聪明的。”

“而是最能适应的。”

“我们这些人，或许才是最适合这个时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