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眼中闪烁着一种近乎偏执的光芒，下达了更残酷的指令：“给我改变调查方向！重点排查那些能接触到外交密电、军事部署、经济计划的高级官员！特别是那些有欧美留学背景、平时表现得过于‘专业’、对政治似乎‘不感兴趣’的人！越是这样看起来无懈可击的人，越有可能是伪装得最深的高级间谍！审讯手段可以更灵活一些！非常时期，用非常办法！我要看到结果，真正的、能震动朝野的结果！你明白吗？”

“哈依！属下明白！一定不负首相重托！”特高课长官心领神会，所谓的“更灵活的手段”和“震动朝野的结果”，意味着刑讯逼供、罗织罪名，甚至制造冤案来填补“大鱼”的空白。

近卫文麿挥挥手让他退下，独自瘫坐在椅子上，感到一阵虚脱。他知道，自己正在打开潘多拉魔盒，这场基于误判和恐慌的清洗，注定会滑向不可控的深渊，会冤杀无数无辜，会进一步撕裂官僚体系。但他已经没有退路。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统治威信，他必须用更多的鲜血和恐怖，来证明最初那个错误的正确性。一条看不见的绞索，正在东京的上空悄然收紧，而它的另一端，不仅牵系着可能存在的间谍，更牢牢地套在了日本法西斯政权自己的脖子上。这场闹剧，正迅速演变成一场悲剧。

东京，特高课秘密审讯室 & 首相官邸

特高课的秘密审讯室内，气氛阴森。经过几天几夜不眠不休的“摸爬滚打”——即对大量嫌疑人的非法拘禁、轮番审讯和严刑拷打——他们终于取得了一项“突破性”进展。他们秘密逮捕了一名在外务省档案管理部门供职的中层官员，以及一名与他有过接触的美国驻日使领馆人员（该人员被查出曾有在美国西部某安保公司工作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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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讯专家们使尽了手段。最终，那名外务省官员在精神和肉体的双重崩溃下，“招供”了。然而，供词的内容却让特高课的头目们感到一丝尴尬和失望。

据这名官员供述，他确实与那名美国人有秘密接触，但其动机纯粹是出于贪婪——他将一些过期的、非核心的外交档案和内部简报，偷偷复印后卖给对方，换取金钱。他反复强调，他从未接触过、也绝不可能接触到像日美高级别谈判策略、军备计划这样的绝密情报。他贩卖的，只是一些关于日本与中小国家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等无关痛痒的二手信息。

那名美国人在酷刑下也证实了这一点，承认自己只是受雇于一家商业情报公司，目的是搜集日本商业环境的一般信息，用于市场分析，与政府间谍活动无关。

“报告首相阁下，”特高课长官硬着头皮，将这份并不光彩的“战果”呈报给近卫文麿，“我们…我们确实挖出了一个内鬼。但是…他的级别不高，窃取的也并非战略机密，与松冈外相所担忧的‘高层泄密’案，似乎…并非一回事。”

近卫文麿仔细阅读着报告，脸色从最初的期待，逐渐转为阴沉，最后化为一种混合着失望、疲惫和如释重负的复杂神情。他放下报告，长长地、无声地叹了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