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斯彻底冷静了下来，他摸着下巴，眼中充满了算计的光芒：“1940年春夏季…也就是说，我们还有至少六到八个月的准备窗口期？”

“没错！”特纳的拳头轻轻砸在地图上的美国位置，“这宝贵的几个月，就是上帝留给我们的黄金准备期！我们要在这段时间里，完成所有的一切：扩大飞机、发动机、卡车、药品的生产线；囤积关键的原材料；与英法（特别是通过我们在那边的代理人）建立更紧密的供应渠道；甚至要提前规划好战时运输船队的航线和对德国潜艇的规避方案！我们要确保，当英法的订单像雪崩一样涌来时，我们的产能和物流系统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修斯的目光也变得锐利起来：“我明白了，特纳。这不是一场短跑，而是一场马拉松。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庆祝，而是默默地、全力地打磨我们的武器，扩充我们的弹药库。等到英法被德国人揍得鼻青脸肿、急需输血的时候，我们才能成为他们唯一的、也是无法替代的‘军火库’和‘输血站’！”

两位巨头对视一眼，眼中再无兴奋，只剩下冷静到极致的战略盘算。欧洲的战争对他们而言，已不再是远方的新闻，而是一场可以精确计算投入与产出的超级生意。他们就像潜伏在深海中的巨鲸，耐心地等待着猎物耗尽体力，再浮出水面，进行致命的一击。而此刻，他们需要做的，只是静静地等待，并磨利自己的牙齿。

小主，

纽约，华尔街某私人俱乐部密室

厚重的橡木门紧闭，隔绝了外界的一切声响。室内弥漫着高级雪茄的烟雾和陈年波本威士忌的酒香。J.P. 摩根公司的掌门人、老约翰·皮尔庞特·摩根（以其为象征）坐在主位，他刚刚转述了来自西海岸特纳·史密斯对欧洲战局的判断——“希特勒的消化期”理论。

摩根环视在座的几位东部权势人物：梅隆银行的安德鲁·梅隆、杜邦公司的皮埃尔·杜邦、标准石油的（小）约翰·D·洛克菲勒、以及作为政治新星参与的参议员普雷斯科特·布什，还有几位波士顿婆罗门财团的代表。肯尼迪家族的代表约瑟夫·P·肯尼迪则坐在稍远的位置，表情微妙。

“先生们，”摩根的声音低沉而富有磁性，“西边那位‘牛仔’（指特纳）的分析，诸位都听到了。他认为希特勒在明年春天之前不会有大的动作。这意味着我们有一个战略窗口期。我想听听诸位的看法，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安德鲁·梅隆首先开口，语气带着老牌孤立主义者的冷漠与务实：“欧洲那帮王室贵族和独裁者之间的恩怨，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他们打生打死，是他们的宿命。我们做我们的生意，天经地义。但让我派我的儿子、我的钱去为英国国王或者法国议会流血？绝无可能！我的意见是，生意照做，军火、物资，他们需要什么我们卖什么，但亲自下场？想都别想！” 他的观点代表了东部许多老钱家族“发财可以，送死免谈”的普遍心态。

皮埃尔·杜邦立刻接话，眼中闪烁着实业家对订单的渴望，他更关心实际问题：“梅隆先生说得对，但不能只说一半。他们打起来，对我们当然是好事！我的化工帝国、军火生产线正需要订单来维持运转，罗斯福总统天天把‘就业率’挂在嘴边，没有比战争更大的订单了！只要欧洲一开打，我立刻就能扩产招人，解决政府的头疼事。所以，我的态度是：乐观其成，积极准备！最好打得再热闹点！” 他的立场纯粹而直接：战争是商业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