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主任瘫在椅子上，脸色惨白，嘴唇剧烈地颤抖着。

江辰没有催促他。他把那台主机硬盘放在办公桌上，然后拉过一把椅子，在侯主任对面坐了下来。他的动作很平静，像是在自己家里坐下来喝杯茶一样从容。

但这种从容，反而让侯主任更加崩溃——因为他知道，眼前这个年轻人越是平静，就意味着他手里掌握的证据越是无可辩驳。

“我……我交代。”侯主任终于开口了，声音沙哑得像砂纸刮过铁皮，“但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查到的？我们做得很小心，所有的回扣都走的是‘学术会议’和‘临床观察’的名义，每一笔都有正规发票。我自认为账面上天衣无缝。”

江辰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材料，放在侯主任面前。

“这张是你近三年的银行流水。你的工资收入，加上奖金和津贴，一年大概四十万左右。但你的账户里，近三年累计多了超过七百万元的入账。这些钱的来源，分别是十二家不同的医药公司——每一家，都是你们医院药品采购的供应商。”

侯主任的眼睛瞪大了。

“这张是你和医药代表之间的通讯记录。你的手机号码，在过去一年里与某医药公司的销售总监通话超过两百次，平均不到两天就通一次电话。每一次通话的时间，都和你们医院药品采购的审批时间高度重合。”

“这张是你名下三套房产的产权证明——省城一套别墅、一套学区房、三亚一套海景房。总价值超过一千五百万。你的合法收入，就算不吃不喝全部存下来，也不够买其中一套。”

江辰放下最后一份材料，看着侯主任的眼睛。

“还需要我继续吗？”

侯主任的防线彻底崩溃了。他用双手捂住脸，肩膀剧烈地耸动着，从指缝里传出一声压抑到极点的呜咽。

“我交代……我全都交代。”

在接下来的五个小时里，侯主任把自己经手的每一条药品回扣链、每一个虚高采购项目、每一个和他串通分赃的医药代表，全部交代了。

这个回扣网络的运作模式并不复杂，却极其触目惊心。

医药公司想要让自家药品进入省第一人民医院的采购目录，必须先打通药剂科的门路。

侯主任掌握着药品采购的审批权和建议权——他可以直接决定哪家公司的药能进医院，哪家公司的药进不了。

而这个“决定权”，在暗地里被明码标价：一种药品进入医院采购目录的“入场费”，从十万到上百万不等，视药品种类和预期销量而定。

药品进入医院之后，侯主任还能通过控制“用药结构”来持续获利。他会要求各临床科室优先使用与他有“合作”的医药公司的药品，并将药品销量与医生的绩效挂钩。

医生开的药越多，科室的“绩效”越好——而这个绩效，实际上就是药品回扣的变相分配。

最恶劣的是，为了多卖药，侯主任和医药代表联手设计了一套“过度医疗”的激励机制。

医生每给患者多开一种药、多做一个检查，都能获得相应的“奖励积分”，积分累计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兑换成现金。

在这种机制的刺激下，很多医生不得不多开药、多检查——不是因为他们想多赚患者的钱，而是因为如果不开，他们就会被排挤、被边缘化，甚至在职称评定和年终考核中被卡住脖子。

“仅这一家医院，”江辰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行字，“一年就有超过三千万的药费，是因为‘过度医疗’而产生的。”

三千万。这些钱，本不该花。那些被多开的药、多做的检查、多住的院——每一项多余的开支，都是患者家庭的血汗钱。

交代完自己的问题后，侯主任又供出了多名与他有“合作”关系的医药公司代表。

江辰连夜协调当地公安和市场监管部门，对这批医药代表实施同步控制。

第一个落网的是某大型医药公司的省级销售总监。此人负责把自家药品推销进全省各大医院，手段极其老练——给回扣、请客送礼、安排出国旅游、甚至帮医院领导的孩子解决出国留学和就业问题。

他手下的十几个医药代表，遍布全省各市县的大小医院，形成了一个覆盖全省的“药品回扣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