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辰愣住了。

“你们教室怎么了？”

女孩指了指教学楼二楼最左边那间教室：“那间教室漏雨。昨天下雨，我们上课的时候拿饭盆接水，接满了三个盆。”

旁边一个小男孩立刻接话：“我们体育课只能在走廊上上，因为操场太烂了，老师说摔倒了会受伤。”

又有一个孩子说：“图书室里的书全是旧书，好多都发霉了。老师说他申请了好几次买新书，上面都说没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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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七嘴八舌地说着，每一句话都像一根细细的针扎在江辰的心上。他蹲下身，把那群孩子拢到身边，一个一个地听他们说。掏出笔记本，把孩子们说的情况一条一条地记下来。

午休时间，学校的老师们回来了。看到江辰，他们脸上的表情是一种混合了惊讶、喜悦和拘谨的复杂神色。

校长姓郑，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教师，头发花白，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袖口磨得起了毛边。他认出了江辰，快步走过来握住他的手，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江辰同志，我们这学校建了二十多年了，您是第一个来这里的领导。别说中纪委的同志，县教委的领导我都只在会场上远远见过，平时根本没有人来。”

江辰握着郑校长的手，注意到他手上的老茧——那是常年在黑板上写字磨出来的。

“郑校长，我今天来，是想看看学校的实际情况。您能带我转转吗？”

郑校长带着江辰把整个学校走了一遍。

教学楼——墙壁裂缝、屋顶漏水、冬天冷得孩子们写作业要戴手套。

食堂——一间用彩钢瓦搭起来的棚子，四面透风，孩子们蹲在露天的地上吃饭。

图书室——书架上的书少得可怜，大部分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旧书，书页发黄发脆，有几本书的封面已经脱落了，用透明胶带勉强粘着。

实验室——只有几张破旧的课桌和一个已经坏了的显微镜，试管烧杯都没配齐。

“上级每年都有教育经费拨下来，”郑校长边走边说，“但我们拿到手的，总是少得可怜。去年拨了八万块的校舍维修费，实际到账只有两万。问上面，上面说经费紧张，要先保证重点学校。可我们这个学校服务着周边好几个村，有一百多个学生，难道这些孩子就不重要吗？”

“那两万块，你们用来做什么了？”

“换了几个教室的碎玻璃，补了屋顶最漏的那几个洞。剩下的钱，买了一台复印机——我们之前一直用蜡纸刻版印卷子，刻一张卷子要花两个小时。有了复印机之后，老师们总算能多睡一会儿了。”

郑校长说到这句的时候，声音有些哽咽。他转过身去假装咳嗽，但江辰看到了他用袖口擦了一下眼角。

江辰没有多说什么。他把这些细节全部记录在笔记本上，拍了照片，录了视频。然后他坐在教室里和孩子们一起上了一节课，去食堂和孩子们一起吃了午饭——午饭只有一碗白米饭和一勺清汤寡水的白菜豆腐汤，孩子们吃得狼吞虎咽。

下午，江辰去了附近的几个村子。他坐在田埂上和老农民聊天，去村口的小卖部和店主拉家常，在一个贫困户的院子里帮老人劈了两捆柴，然后听老人讲了三个小时关于村里的事。

起初村民们看到“上面来人”还有些拘谨，说话支支吾吾的。但江辰没有催促他们。他脱下外套搭在篱笆上，挽起袖子劈柴，劈完了接过老人递来的一瓢凉水咕咚咕咚喝完。然后蹲在院子里逗老人的孙子玩——一个光着脚、脸上被山风吹得皴红的小男孩，正趴在泥地上用树枝画字。

江辰教他写了一个“正”字，小男孩写完仰头问他：“叔叔，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江辰想了想，说：“就是该你的，一定要还给你。”

老人听到这句话，忽然开了口。

“江同志，我们村的小学，前年拨了一笔危房改造款，据说有几十万。但后来只修了个厕所，别的什么都没动。村支书说钱不够了，都用在别的地方了。我们也不知道是真不够还是假不够。”

江辰把这条线索记了下来。

当天晚上，江辰住在村里的一户农家。主人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儿女都在外打工，她一个人带着孙子过。家里很穷，但老太太坚持要把唯一的一张床让给江辰睡，自己带着孙子打地铺。

江辰坚决不肯，最后他睡在了堂屋那张用两条长凳和三块木板搭起来的“床”上，盖着一床洗得发白但干净的棉被。

老太太问他：“你们这些上面来的领导，来一趟就走了，我们的事能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