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写书，比第一次更难。因为很多史料已经因为战乱遗失了，他不得不重新跑遍江南的藏书楼，重新采访那些经历过明朝旧事的老人。有一次，为了核实一个历史事件的时间，他冒着严寒，步行几十里路，去拜访一位退休的老官员。老官员见他年纪这么大还这么执着，感动得不行，把自己珍藏的笔记全拿了出来，还亲自给他讲解。
为了防止手稿再次被盗，谈迁想出了很多“奇葩”办法：他把写好的稿子分成一小卷一小卷，随身带着，走到哪里带到哪里；晚上睡觉的时候，把稿子放在枕头底下，一有动静就醒；他还故意在房间里放了几个空箱子，里面装着一些没用的废纸，用来迷惑小偷。
更让人佩服的是，谈迁在重新编写《国榷》时，还对原来的内容进行了修改和补充。他发现第一次写的时候，有些地方因为史料不足，写得不够准确，这一次，他特意请教了很多史学专家，查阅了更多的稀有史料，把那些错误的地方一一纠正，还增加了很多新的内容。比如，他详细记录了明朝末年的农民起义，补充了很多官员的私人日记，让《国榷》的内容变得更加丰富、更加准确。
就这样，谈迁又开始了“码字狂魔”的生活，只不过这一次，他比以前更拼了。他每天写的字数比以前多了一倍，有时候甚至写到深夜两三点，实在困得不行了，就趴在桌子上睡一会儿，醒来继续写。他的儿子心疼他，劝他：“爹，你慢点写，别累坏了身体。”谈迁笑着说：“我年纪大了，不知道还有多少时间，得抓紧啊！”
第三章 卷王进阶：从“江南史学达人”到“历史细节抠王”
重新编写《国榷》的日子里，谈迁不仅恢复了“码字狂魔”的本色，还解锁了新技能——历史细节抠王。他对历史细节的执着，简直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连一个小官的名字、一个事件的具体时间、甚至一份诏书里的错别字，都要刨根问底，不弄清楚绝不罢休。
有一次，他在编写明朝中期的历史时，发现不同的史料对同一个事件的描述不一样——有的说某个官员是“正德三年升职”，有的说“正德四年升职”。为了核实这个时间，谈迁翻遍了自己能找到的所有史料，包括《明实录》《明史稿》《江南通志》，还有十几位私人笔记，可还是没找到准确的答案。
这时候，有人劝他：“不就是一个小官的升职时间吗？差不多就行了，没人会在意的。”谈迁却严肃地说：“历史就是由无数个细节组成的，一个细节错了，整个历史的真实性就会受影响。我不能糊弄后人！”
于是，他决定去拜访一位住在苏州的老学者，这位老学者家里藏有一份罕见的《正德朝官员档案》。当时，谈迁已经五十八岁了，从海宁到苏州，坐船要走三天三夜。一路上，风浪很大，船摇摇晃晃，谈迁晕船晕得厉害，吐得翻天覆地，可他还是紧紧抱着自己随身带的史料，生怕被海水打湿。
到了苏州，老学者见他这么大年纪还为了一个细节奔波，深受感动，立刻把《正德朝官员档案》拿了出来。谈迁迫不及待地翻开档案，一页一页地找，终于在第三十二页找到了那个官员的升职记录——“正德三年十月，升任兵部主事”。确认了时间后，谈迁高兴得像个孩子，当场就拿出毛笔，把这个细节记在了自己的文稿上。
还有一次，谈迁在抄写一份明朝皇帝的诏书时，发现诏书中有一个字不对劲——“以”字写成了“已”字。有人说：“可能是抄写的人笔误，没必要改，反正意思差不多。”谈迁却不这么认为，他说：“诏书是皇帝的命令，一字之差，意思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我必须弄清楚，这到底是笔误，还是原来就是这样。”
于是，他特意去了一趟南京，拜访了一位曾经在翰林院工作过的老翰林。老翰林告诉他，明朝的诏书都是由翰林院的学士抄写的，非常严谨，一般不会出现笔误。谈迁听了之后，又仔细研究了那份诏书的上下文，发现这个“已”字用在这里确实更合适，可能是后人抄写时误写成了“以”字。于是，他在自己的《国榷》中，特意注明了这个字的差异，并说明了自己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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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迁对细节的执着，不仅让《国榷》的准确性大大提高，也让他在江南史学界名声大噪。很多学者都慕名而来，向他请教问题，甚至有人把自己写的史学着作拿给他看，请他帮忙修改。谈迁来者不拒，只要是关于历史的问题，他都会耐心解答；只要是史学着作，他都会认真阅读，指出其中的错误和不足。
有一次，一位年轻的学者写了一篇关于明朝倭寇的文章，拿给谈迁看。谈迁仔细阅读后，指出了文章中的三个错误：一个是倭寇入侵的时间，一个是倭寇的首领名字，还有一个是明朝军队的兵力。年轻学者听了之后，非常佩服，说：“谈先生，您真是太厉害了！这些细节我都没注意到，您却一眼就看出来了。”谈迁笑着说：“不是我厉害，是历史不能马虎。我们写历史的人，就是要对历史负责，对后人负责。”
在重新编写《国榷》的过程中，谈迁还遇到了一个难题——资金短缺。因为战乱，家里的积蓄早就花光了，而买笔墨纸砚、雇人抄史料都需要钱。为了解决资金问题，谈迁不得不一边写书，一边想办法赚钱。他会给别人写墓志铭、写传记，有时候还会帮人校勘书籍，赚一点微薄的稿费。
有一次，一位富商请谈迁给他的父亲写一篇墓志铭，答应给一笔丰厚的报酬。可谈迁了解到，这位富商的父亲是个贪官，欺压百姓，无恶不作。于是，他当场拒绝了富商的请求，说：“我虽然穷，但我不能为贪官写墓志铭，玷污了我的笔墨！”富商见他不为钱所动，只好悻悻地走了。
后来，一位正直的官员请谈迁给他写传记，谈迁了解到这位官员为官清廉，深受百姓爱戴，二话不说就答应了，而且分文不取。他说：“能为清官写传记，是我的荣幸，我怎么能收钱呢？”
就这样，谈迁一边靠着微薄的稿费维持生计，一边执着地编写着《国榷》。他的生活虽然清苦，却过得非常充实。他常说：“只要能把《国榷》写好，就算让我再苦再累，我也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