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面稚嫩得可笑：一个歪歪扭扭的屋顶下，三个火柴人手拉手站在一片金黄色的田野里。

旁边用拼音标注着一行字：“wo jia zai hui zou lu de fang zi li”（我家在会走路的房子里）。

她想起自己在听证会上那些慷慨激昂的陈词，想起自己为了儿子一节八百块的奥数班而彻夜计算开支的日子。

那一刻，她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荒谬感。

自己引以为傲的“精致”，不过是在用一把城市的尺子，去量度一段完全不同的人生。

她所谓的“穷”，不是因为钱不够花，而是因为心没地方放。

她从护士的急救箱里抽出一支记号笔，在那只贴着“我要回家种艾草”贴纸的药箱背面，一笔一画，写下了三个崭新的字：“疗愈者”。

塌方的S307省道上，王强正赤着上身，挥舞着铁锹，和十几个自发赶来的老乡一起清理路障。

汗水和泥水混在一起，从他古铜色的脊背上流淌下来。

刘卫国也在队伍里，他没穿那身养护队的制服，只穿着一件旧迷彩背心，沉默地铲着泥石，动作比谁都卖力。

没有人跟他说话，也没有人用异样的眼光看他。

工地上只有铁锹刮过碎石的刺耳噪音，和男人们粗重的喘息。

中途休息时，王强拎着一瓶矿泉水走到刘卫国身边，拧开盖子递给他。

“老刘，”他嗓音沙哑，“听证会上，你签那字儿的时候，心里想的不是为了害哪个，是怕丢了这饭碗，养不了一家老小吧？”

刘卫国接过水，却没有喝。

他低着头，死死盯着自己鞋尖上那块凝固的黄泥，肩膀微微颤抖。

过了许久，他才像从喉咙里挤出几个字：“我爹……种了一辈子地。零八年国道修到咱们镇上，他高兴得几宿没睡着。他临走前，拉着我的手，就问了一句——‘卫国，这路通了，咱村的麦子，以后还能运得出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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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完，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他默默地从随身的工具箱里，取出一个被油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小铁盒，打开，里面是一捧干得发白的泥土。

他走到路边新挖开的沟渠旁，将那捧土，一点一点，郑重地撒了进去。

“这回，”他声音发哽，“我想让这路边上，长点好东西出来。”

王强看着他，走上前，蒲扇般的大手重重拍在他的肩膀上：“下周，村里开合作社的筹备会，你也来听听？我们正好缺个懂路、懂这土的人。”

同一时间，山村小学的临时教室里，小杨老师正在黑板上画一幅巨大的地图。

她没有画标准的经纬线，而是用粉笔画出了一片连绵的麦田。

她让孩子们把自己从家里带来的东西——野花、彩色的石子、不同颜色的树叶——放到“麦田”里，标记出自己家的位置。

一个脸蛋脏兮兮的留守男孩，怯生生地指着地图的角落，那里被他放了一朵蓝色的小野花：“老师，那儿是我爷爷的坟头。每年春天，那儿都会开这种蓝色的花。”

小杨老师心头一颤，她认真地点点头，在那朵蓝花旁边，用粉笔仔细地画了一个圈。

她转过身，在黑板顶端写下了今天这堂课的课题：《被土地记住的名字》。

放学后，她收到了陈景明发来的一条消息：“我之前在城里有个据点，一个桥洞，被我叫作‘记忆窖藏’。现在我想把它改造成一个露天课堂，连接乡村和城市。你愿意来做第一场分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