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笔锋一转，开始大肆宣扬天命：“然自据有浙东，天象示警，祥瑞频仍。白雉现于会稽，金莲涌于府衙，天书预言，历历在目。此非人力所能为，实乃天命眷顾，欲使昌承祚东南，安抚黎庶。愚兄本欲固辞，然天意难违，民心所向，踌躇再三，唯有勉为其难……”

最后，他抛出了诱饵：“贤弟坐镇浙西，威震东南，乃国之栋梁（此时他尚未称帝，仍用唐廷口吻）。若他日新朝鼎立，贤弟当为朕之第一功臣！朕已思之，当裂土封王，以吴越之地尽付贤弟，封尔为吴王，世袭罔替，永镇东南！望贤弟体察天意人心，早定大计，共襄盛举！”

这封信，充满了董昌一厢情愿的幻想和毫无底线的许诺。他将钱镠视为可以收买的部下，以为一个“吴王”的空头支票就能让钱镠俯首称臣。

信使抵达杭州，钱镠展信阅读，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读罢，他将信递给身旁的罗隐、李振等人传阅。

“诸君以为如何？”钱镠平静地问。

罗隐嗤笑：“董昌昏悖，已入魔障！此自取灭亡之道也！”

李振则道：“主公可虚与委蛇，暂不回复，使其摸不清我方态度。同时加紧备战，并速将此事密奏朝廷，抢占大义名分。”

钱镠颔首：“便依李判官之言。回复董昌使者，就说信已收到，事关重大，容我仔细斟酌。厚赏使者，让其回去禀报，就说……我钱镠感念旧谊，望董公慎重。”

这是一种极其模糊的表态，既未答应，也未明确拒绝。然而，在利令智昏的董昌看来，钱镠没有断然拒绝，就是默许，就是畏惧他十万大军的威势！他大喜过望，对左右道：“钱镠亦知天命！大事成矣！”

得到了钱镠“默认”（他自以为的）的回应，又见浙东“祥瑞”已成铺天盖地之势，董昌再也不愿等待。他要抢在唐僖宗驾崩、新帝继位的消息正式传来之前，抢先一步登基，以示自己的“正统”并非继承李唐，而是直接“受命于天”。

文德元年（公元888年）三月，就在唐僖宗李儇生命垂危、长安城暗流涌动之际，越州城上演了一场荒唐至极的登基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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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仓促，董昌的“皇宫”只能因陋就简，将节度使府衙稍作装饰，挂上黄绸，便充作“宫殿”。没有传国玉玺，便命工匠连夜赶制了一方巨大的玉印，刻上“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他甚至连玉玺上的字都照搬了秦始皇的，只是工艺粗糙，形制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