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林国良顿了一下。

他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动了一下，然后又放平了。这个小动作没有逃过我的眼睛，也没有逃过苏慧敏的眼睛——我注意到她在键盘上敲了几个字，大概是在记录这个肢体语言的细节。

“我觉得是有人在诬告我，”林国良说，声音比刚才轻了一些，“我在东林分管那么多部门，不可能不得罪人。有些人自己捞不到好处，就到处写匿名信，捕风捉影，污蔑中伤。组织上一时半会分辨不清楚，就把我弄到这里来了。”

他顿了顿，又补了一句：“但我不怕，清者自清。组织调查清楚了，自然会放我出去。”

这一番话说得滴水不漏。既是辩解，又是表态，既不显得心虚，又留有余地。如果换一个经验不足的办案人员来，说不定真的会被他这番话说得心里打鼓——万一真的是诬告呢？

但我不会。

因为省厅启动对一名副厅级干部的审查，绝不是靠一两封匿名信就敢拍板的。前期的外围调查、线索核实、证据固定，每一个环节都经过了反复论证。林国良的问题，远比他自己轻描淡写的“得罪了人”要严重得多。

但我不想在这个时候把他的问题摊开来。

因为时机未到。

我们的谈话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

在这两个小时里，我尝试了好几种方式去打开林国良的心理防线。谈他的履历，谈他的政绩，谈他的家庭，谈他的过去——这些内容在常规谈话中通常会作为铺垫，用来建立某种信任关系，然后再慢慢切入正题。

但林国良的防守实在太严密了。

不管我怎么引导，他都能用一套看似合理的说辞给挡回来。问他家庭情况，他说妻子贤惠、儿子懂事；问他有没有兴趣爱好，他说工作忙，没什么时间发展爱好；问他有没有什么困难需要组织帮忙解决，他说没有，唯一的困难就是希望组织尽快查明真相，还他清白。

每一句话都像是一个完美的球体，光滑、圆润，没有任何可以下手的缝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