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朴叹了口气。

记忆缺失，让事实更加模糊，也给了贝拉更大的操作空间。

她完全可以把故事往对她最有利的方向编造。

“五千万先令，不是小数目，但也不是给不起。”李朴分析，“给钱，签保密协议，让她闭嘴走人，是最快平息事端的方法。但风险在于：第一，她会不会守信用？拿了钱，过段时间钱花完了，或者又遇到困难，会不会再次回来勒索？第二，这件事会不会有别的知情人？比如酒吧的服务生，或者她告诉过别人？纸包不住火，万一将来以更糟糕的方式爆出来，我们支付封口费的行为，反而会成为做贼心虚的证据。第三，开了这个头，以后会不会有别人效仿？”

王北舟抬起头，泪眼模糊：“那……那怎么办？难道真的让她去告？”

“告，也有告的风险和成本。”李朴继续分析，“劳动部和媒体介入，调查期间鸡场很可能被要求暂停部分运营配合，订单延误，客户流失，损失可能远不止五千万。

舆论一旦形成，即使最后证明我们有理，声誉的损害也难以弥补。

而且，调查过程会把你，把鸡场，甚至把我，都放在放大镜下审视，任何一点小问题都可能被放大。贝拉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她耗得起，我们耗不起。”

进退两难。支付封口费，隐患重重；对簿公堂，代价巨大。

“还有一个办法。”李朴眼中闪过一丝决断，“主动坦白，争取最小化处理。”

“主动坦白？”王北舟愣住了。

“对。我亲自带你去劳动部门，说明情况——不是贝拉说的那种‘利用职权胁迫’，而是双方在非工作时间，因酒精作用发生的、你情我愿的不当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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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你作为管理者的失职和错误，愿意接受处罚，并主动提出对贝拉进行合理补偿，同时承诺加强公司内部管理，杜绝此类事件。争取在劳动部门内部处理，避免媒体曝光。”

李朴看着王北舟：“这个办法，需要你承担巨大的压力，公开承认错误，接受处分，甚至可能面临暂时停职或更重的内部处罚。

鸡场也会受到一定影响，但相比于被动被告发、被媒体炒作，主动、诚恳地面对错误，争取官方谅解和处理，可能是破坏性最小、也最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途径。

当然，这需要劳动部门官员的通情达理和公正处理，也有一定不确定性。”

王北舟沉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