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瓛离去后的开封城，表面风浪渐息，水下却暗礁密布。朱橚深知，此刻的平静不过是暴风雨的间歇，各方势力都在重新审视、调整、蓄力。他必须利用这段宝贵的时间，更快地巩固自身，同时将所有人的注意力引导到他希望他们关注的方向上。

《汴地医鉴》的计划被迅速提上日程，并且以一种远超寻常的规模和声势推开。

朱橚先是正式召见了开封府最有名望的几位老大夫和药行东家，并非以亲王之尊施压，而是以“晚学后进”的姿态，恭敬地呈上自己初步拟定的编纂大纲和若干样品章节，虚心请教。

“孤王才疏学浅，于医道不过一知半解。然深感医药乃济世活人之本，中原大地，药材丰饶，先贤智慧浩瀚如海，若不加以整理流传，实为憾事。”朱橚言辞恳切，将一部可能蕴含功绩的着作，谦逊地定位为对地方医药文化的整理与致敬，“此书编纂，非孤王一人之功，亟需倚仗诸位大家之力。凡提供药方、勘误补缺、献计献策者，孤王必将其名讳载于书中，令其与《医鉴》共传后世。”

名利动人心，尤其是对这些杏林中人而言，名垂青史的诱惑是巨大的。更何况出面邀请的是一位态度谦和的亲王。几位老大夫和东家仔细翻阅了那几页样品，但见其论述严谨，绘图精细，尤其对药材性状、功效、产地的描述，往往有独到精辟之处，远非寻常抄书之作可比，心中那点疑虑和轻视顿时消散大半，转而生出几分真正的钦佩与参与的热情。

很快，一个由周王府牵头，汇聚开封府医药界名流的“《汴地医鉴》编纂局”便宣告成立。朱橚慷慨地提供了一座临近王府的宽敞院落作为办事场所，并拨付了“王府俸禄节省下来的”一笔可观经费。

消息传出，不仅在开封府引起轰动，甚至周边的州府也有医者慕名而来，或是献方，或是求职，希望能在这件“盛事”中分一杯羹。周王府门前一时间竟有些门庭若市的感觉，不过来的多是布衣长衫的医者和药商，而非官员豪绅。

朱橚对此乐见其成。他每日都会花上一定时间亲临编纂局，与诸位医者讨论切磋，表现出的专业素养和对医药的狂热，进一步巩固了他的“人设”。编纂局需要查阅大量古籍？他便开放部分王府藏书（经过严格筛选）。需要验证药方疗效？惠民药铺就成了最好的临床试验基地。需要采集各地药材标本？一支支打着“周王府”旗号的采药队便浩浩荡荡地派往各地山川。

这一切活动，光明正大，合情合理，且充满了“文化气息”和“慈善色彩”，让人挑不出任何错处。就连一直暗中监视的几方势力，回报的信息也大多是“周王今日与某名医争论某药性味良久”、“采药队于某山发现一株罕见紫芝”、“药铺又免费施舍了一批疠气散予城东流民”之类的内容。

朱元璋收到这样的汇报，紧绷的脸色似乎缓和了些许，甚至对太子朱标感叹了一句：“老五这孩子，心思倒是纯直，于医药一道，确是有几分痴性。”只要这个儿子不碰军政，安心搞他的“医药文化”，他倒也乐得清净。

朱棣派来的探子则有些沮丧，他们费尽心机，查来查去，发现周王府的账目清晰得可怕，每一文钱似乎都能和药材、书籍、匠人工钱对上号；王府护卫也规矩得不像话，除了操练就是轮值，从不与外界勾连。他们仿佛一拳打在了棉花上，无处着力。

然而，在这片喧嚣和光明的“栈道”之下，“暗度陈仓”的计划却在以更高的效率推进。

庞大的编纂局和采药队，成为了“夜枭”最好的保护色和通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