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启明的脸色渐渐有些难看。他没想到林默准备如此充分，应对如此沉稳。

眼看关于“程序”的质疑似乎难以奏效，赵启明对坐在末尾的一位委员使了个眼色。

那是一位消化内科的副主任，以性格刻板、注重论文和“规范”着称。他清了清嗓子，抛出了一个新的问题，语气带着学术探讨式的刁难：

“林医生，我们注意到，你处理的病例往往难度极高，成功率也异常高。这固然体现了你的技术能力。但作为学术探讨，我们是否也应该思考一下‘过度医疗’或‘技术炫耀’的潜在风险？尤其在你这个年资，追求高难度手术，是否可能存在忽视基础医疗、增加患者不必要的风险和医疗成本的可能？”

这个问题极其阴险，将林默的技术优势扭曲成了潜在缺点，暗示他为了炫技而将患者置于风险之中。

会议室里顿时安静下来。几位委员皱起了眉头，这个问题有些超出“程序”范畴，带着人身攻击的意味，但在学术探讨的名义下，又难以直接驳斥。

高远在角落几乎要忍不住笑出来。

赵启明端起茶杯，轻轻吹了口气。

所有人的目光再次聚焦在林默身上，看他如何应对这诛心之问。

林默沉默了片刻，抬起头，目光扫过提问者，然后缓缓看向在场的每一位委员。他的眼神依旧平静，却多了一丝难以言喻的锐利。

“这位老师的问题，涉及到医疗行为的本质。”他的声音不高，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我认为，判断是否‘过度医疗’或‘技术炫耀’，核心标准只有一个：是否基于患者的最大利益。”

“我从未主动选择过‘高难度’。”他继续道，语气平淡却带着力量，“我选择的，只是在患者生命受到威胁时，那条生存概率最高的路径。无论这条路是简单还是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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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因为技术难度高就选择放弃，那才是对患者生命最大的不负责任。医学进步的本身，就是为了将曾经的‘不可能’变为‘可能’。”

“至于医疗成本，”他顿了顿，目光变得格外深沉，“在边境战地，资源极其匮乏，一片抗生素、一块纱布都需要精打细算。我比任何人都清楚医疗资源的珍贵。但最大的成本浪费，是因为畏惧难度或风险而导致的治疗失败、患者死亡或遗留严重残疾。那意味着之前所有的投入化为乌有，并带来更大的社会负担。”

“我的每一个决策，首先评估的是患者的生机，其次才是资源。如果委员会认为，挽救生命的行为属于‘过度医疗’或‘技术炫耀’，”他的目光最终落回那位提问的委员脸上，语气依旧平稳，却仿佛带着千钧重量，“我无法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