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小时后，赵股长被带去写检查，另一个四十多岁的女干，原劳资科的干事。被带进来。

“你，李秀英。七一年，你把你在柳岔大队务农的侄子招进厂，当时走的什么程序？他的条件，怎么够招干线？谁批的条子？”

女人绞着手指，脸涨得通红，支支吾吾，话都说不圆全。

窑洞里空气混浊，汗味、烟味、还有陈旧的灰尘味混杂在一起。冯全力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语气不疾不徐，却句句戳在要害上。

他很少动怒，只是那双眼睛盯着人时，让被问话的人不由自主地心慌气短。他享受这种掌控感，这种让人在他面前无所遁形、汗流浃背的感觉。

这比在县里那些虚头巴脑的协调会有意思得多，也实在得多。权力不在文件上，就在这一问一答、一笔一录之间。

每一个进来的干部，都要被反复追问家庭出身、日常表现、事故期间的责任，交叉对质、查账、查档案、查记录，一环扣一环。

“写一份自我检查，再写一份事故责任交代，还有思想汇报，下午下班前交上来！”

“厂里的岗位是组织安排的，不是给关系户混饭吃的！”

“老实交代，你是怎么进水泥厂当干部的？谁介绍的？谁批的？”

冯全力的问话一句比一句严厉，不少干部额头上渗着冷汗，手握着笔抖个不停。他心里清楚，按照改革方案定下来的编制，全厂干部只留十三个干部岗位，多出来的一大半，都要在这一轮审查里被清出去，甚至可能全被清出去，从招考中选干部。

他按照以前和王满银、周文斌商定的路子，让这些人写材料，写检查，写交代，互相印证，又暗示会听取工人群众的揭发。

看着这些人如坐针毡、绞尽脑汁编理由的样子，冯全力心里那点因为住宿条件差而产生的憋闷，渐渐被一种踏实的、甚至有些膨胀的满足感取代了。父亲说得对，人事权就是最大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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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厂区另一头却是截然不同的景象。周文斌和四名组员带着五六十名原厂来报到的职工，开始了厂区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