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什么是‘标准’？”

“在拥有数千年不间断文明的夏国，在拥有十四亿人民的这片土地上，由广大群众的耳朵和心灵做出的选择，就是最根本、最真实的标准！战士们听了能提振士气，工人农民听了能感受力量，年轻人听了能心生豪情，这就是它最大的艺术价值所在！音乐的生命力源于人民，评判权也理应归于人民。”

“第二，音乐为谁而作？”

“音乐从来不是少数精英垄断的玩物，它应该服务于最广大的人民，承载时代的精神与民族的情感。试图将音乐禁锢在脱离现实的‘无菌室’里，本身就是对艺术生命力的扼杀。”

接着，他的笔锋带上了一丝犀利的反问。

“第三，关于所谓的‘普世标准’与艺术成就。”

“我很好奇，当萨尔茨堡的观众为《华夏》交响诗起立鼓掌时，当格鲁伯教授为《文明颂》的宏大包容而鞠躬时，那遵循的是不是‘普世标准’？”

“当《悲怆》在维也纳的金色大厅里引发深思，当《月光》在无数个夜晚抚慰不同国度的心灵时，它们的艺术价值，是否又因为出自东方创作者之手，就需要被打上一个问号？”

“当我们拿出阳春白雪，你们说曲高和寡；当我们拿出下里巴人，你们说不够高雅；当我们拿出家国情怀，你们又说政治色彩！”凌云的声音带着一种彻底撕破伪装的轻蔑，“说到底，你们在乎的从来不是什么‘标准’，而是‘话语权’！是你们习惯了定义一切，裁判一切，而不愿意看到一个古老的文明，用你们熟悉却又无法完全掌控的方式，发出如此响亮、如此自信的声音！”

他深吸一口气，做了最后的总结，声音沉静下来，却带着千钧之力：

“所以，请收起你们那套双标的尺子。”

“所以，并非我们的作品不合‘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