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推动朝廷对漕运总督府及其下属机构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撤换、查办了大批与庞党有染或贪渎无能的中高层官员，引入了严格的审计、轮岗和监督制度，并借鉴红焰薯推广中“村社联动”的成功经验，尝试在庞大的漕运纤夫、码头工人、船工水手中建立类似的行业互助组织，旨在改善其艰苦的待遇，遏制中间包工头的层层盘剥，同时也便于官府进行规范化管理，提升整体运输效率和安全。

再者，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环，便是如何运用好抄没庞党及其关联势力的巨额家产。

这是一笔几乎相当于帝国数年财政收入的惊人财富，堪称“战利品”，其如何使用，不仅关乎国库充盈，更关乎改革的成败和民心的向背。朝中自然不乏声音，主张将其充入皇室内帑，或用于填补历年积欠的财政窟窿，甚至用于大兴土木。

但初颜力排众议，在御前会议上慷慨陈词，坚决反对这种短视的做法。她提出了一个系统性的、着眼于帝国长远发展的“兴业富民”计划：

其一，从中划出相当一部分，设立“新农基金”，由劝农司和户部共同管理，专门用于支持红焰薯及其他农作物的“优选优育”科研工作，重奖有成的农师；用于资助新型高效农具的研发、试验和推广；用于帝国范围内，尤其是那些水利失修、常年受灾的重点区域，兴修和维护水利设施，从根本上提升农业的抗风险能力和产出潜力。

其二，注入正在蓬勃发展的红焰薯加工行业。以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为主要形式，建立一批规模更大、技术更先进、管理更规范的示范性工坊，不仅仅局限于淀粉、粉条等初加工，更要鼓励和资助民间匠人、学者探索开发更多高附加值产品，如正在尝试突破的红焰薯制糖技术、用于纺织印染的高品质淀粉衍生品、甚至探索其作为工业原料的可能性，旨在不断拉伸产业链条，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和税收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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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用于文教与民生。拨出专款，在帝国各州县，尤其是那些偏远贫瘠、教化不彰之地，兴办名为“劝学堂”的初级学堂。

这些学堂不仅教授孩童基础的识字、算术，更将红焰薯及其他新式作物的种植管理、土壤改良、病虫害防治等农业技术知识作为必修内容，旨在培养一代有文化、懂技术、善于接受新事物的新式农民，为农业的持续革新和发展储备最宝贵的人才资源。

同时，这笔钱也用于改善一些地方官学的设施，奖励清贫向学的士子。

其四，预留一部分作为“风险储备金”和“惠农补偿金”。用于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不可预见的天灾人祸，确保国家有足够的财力迅速赈济救灾，稳定社会；

同时，也用于补偿在改革过程中，可能因政策调整而暂时利益受损的小农或小工商业者，体现朝廷的仁政，减少改革阵痛，确保社会大局的稳定。

这个庞大而细致、涵盖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多个层面的计划，充分展现了初颜超越年龄的远见卓识和治国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