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优解通常不是单一的震慑或怀柔，而是‘区别对待’加‘清晰信号’。”赵天成分析道。

“首先，对叛乱的首脑、核心骨干，必须坚决镇压，严厉惩罚，甚至株连。这一步是‘树立可信威胁’：告诉所有人，带头造反的成本极高，是绝对的红线，触碰不得。这能有效威慑未来的潜在叛乱者。”

“但同时，对大部分被胁迫参与、或者观望的普通民众，甚至是一些低级官吏，则要采取相对宽大的政策。宣布只究首恶，胁从不问，甚至减免当地一定时期的赋税徭役，派遣得力官员前去整顿吏治，解决导致民怨的实际问题，比如前任官员的盘剥。这一步是‘提供合作收益’：告诉人们，只要安分守己，服从统治，就能过上比叛乱更好、更安稳的日子。”

“通过这种‘赏罚分明’的组合策略，新政权才能最快地建立统治威信。既展示了力量，让人不敢轻举妄动，又展示了胸怀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意愿，让人愿意归附。如果一味屠杀，可能激起更强烈的反抗，统治成本会无限增高。如果一味怀柔，则可能被视作软弱，助长地方豪强和野心家的气焰。所以，关键在于精准地区分对象，并让‘惩罚’和‘奖励’的信号都足够清晰、可信。”

扶苏眼中闪过明悟之色：“如此说来，当年蒙骜将军平定晋阳后，若采取此策，或能更快使河东之地真心归附，而非仅凭武力压制……”

“大概率如此。”赵天成点头，“当然，具体执行起来很难，需要非常高明的手腕和对当地情况的深入了解。但方向是这个方向。”

时间在激烈的问答中悄然流逝。

扶苏完全沉浸在了这种以全新理论重新解读历史、谋划策略的思维激荡之中。

他感觉过去许多模糊不清、仅凭直觉或道德判断的难题，此刻仿佛有了清晰的解题思路。

他又接连问了关于“郑国渠事件”，如何对待间谍和其带来的巨大工程利益之间的权衡、“吕不韦执政时期平衡宗室与客卿关系”、“以及当下如何应对六国遗民潜在反抗”等多个问题。

赵天成皆以博弈论的框架，结合历史事实和人性洞察，一一给予剖析，指出当时决策的博弈逻辑所在，并探讨了理论上的更优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