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他回到九边问题：“九边之患，不在兵少，而在饷缺。饷缺之患，不在无银，而在转运之不畅。今晋商已奉命输饷九边，此一时权宜之计。然长久之计，在于屯田与互市。辽东之地，沃野千里，诚能募民屯田，且与蒙古、女真诸部开互市，以我之茶布易彼之马匹皮毛，则边费自充，边备自强。此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者也。”
他写完最后一个字，搁下笔，将试卷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轻轻吹了吹纸面上的墨迹，然后将试卷小心地折好，放入考篮中。他看了一眼号舍外渐渐暗下来的天色，长长地呼出一口气。接下来，他还有时间检查前面的两道题。但他最想说的话，已经写完了。
四、文震孟答卷
文震孟坐在地字号第十七号舍内，将考题看了很久。
他没有像卢象升那样立刻动笔，而是将三道题反复揣摩，像是在品味三道菜的滋味。他今年四十八岁，参加过三次会试，每一次都铩羽而归。但这一次，他有一种奇怪的预感——这一次，不一样。
他决定先答四书义。题目出自《孟子·离娄上》，讲的是“规矩”。文震孟精研《春秋》三十年，对“规矩”二字有着与众不同的理解。他没有从孟子的原意出发，而是从《春秋》的角度切入：“臣闻《春秋》者，圣人之规矩也。夫子因鲁史而修《春秋》，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不能赞一辞。何也？以其有定见也。有定见，故能于纷纭万变之中，执简御繁，以一字定褒贬。此非所谓‘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者乎？”
他以《春秋》为例，说明“规矩”的重要性——孔子修订《春秋》，该写的一定写，该删的一定删，连子游、子夏这样的高徒都不能改动一个字。为什么？因为孔子心中有“规矩”。这个切入点，既显示了他对《春秋》的精深研究，又将“规矩”从抽象概念提升到了“圣人之道”的高度。
他接着写道：“今天下纷纷，言人人殊。或曰宜复古，或曰宜变法，或曰宜宽，或曰宜猛。臣以为，皆未得其要。夫治天下者，譬犹医者之治病。病万变，药亦万变。然医者之所以能处方用药者，以其有脉案也。脉案者，规矩也。无脉案而妄投药，虽日易千方，终不能愈病。无规矩而妄议政，虽日更百令，终不能治天下。”这一段，他用了一个医病的比喻——医生治病，要有脉案；治理天下，要有规矩。没有脉案就乱开药，换多少药方都治不好病；没有规矩就乱施政，换多少法令都治不好天下。这个比喻通俗易懂，但背后的逻辑却很严密。
他最后总结道：“故臣以为，今日之急务，不在纷纷更张，而在立一‘规矩’以为万世法。规矩立，则离娄、公输子无所用其巧；法度废，则尧舜不能治其民。愿陛下留意焉。”他的整篇文章，没有涉及任何具体的政策建议，而是始终围绕着“立规矩”这个核心论点展开。这是一篇典型的“经义”文章——不急于谈事，先谈理；理通了，事自然就有了解决的方向。
他放下笔，揉了揉手腕。然后拿起第二道题的试卷纸。同样的论题，文震孟选择了完全不同的路径。他避开现实困境，直接从经典入手：“尝读《大学》之言曰：‘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
他引用《大学》的名句，论证“德本财末”的道理。然后笔锋一转，将这一古老的儒家原则应用到当下的时局中：“今朝廷之患，在于财用不足。然财用之所以不足者，非天不雨金，非地不涌泉，乃民力竭而无可取也。民力何以竭？以赋役繁重、贪墨横行、流离失所，无以为生也。故欲裕财用者，必先苏民困；欲苏民困者，必先清吏治；欲清吏治者，必先正朝廷。此《大学》所谓‘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之义也。”
他的逻辑是：财政危机的根源不在经济，而在政治。吏治不清，再好的财政政策也无法落实；朝廷不正，再严厉的督察也无济于事。所以，解决财政问题的第一步，不是加税，不是发债，而是整顿吏治、安定民生。他的这篇文章，与卢象升的务实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卢象升强调的是“怎么做”——屯田、免税、互市；文震孟强调的是“为什么这么做”——德本财末、吏治为先。两人的文章，一个像外科医生的手术刀，精准而直接；一个像老中医的脉案，从根本入手，徐徐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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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稍作停顿，舒展手指，随后取过第三道试题。第三道策问，他的回答同样与众不同。他没有像卢象升那样明确地排出“流民优先”的顺序，而是从“人心”的角度立论：“纵观史册所载，未有民心不附而能久安者，亦未有民心既附而国势不强者。方今三者皆急，而臣以为，最急者，莫过于收人心。江南未附，非兵不强也，人心未附也。流民载道，非谷不多也，人心不安也。九边未宁，非兵不众也，人心不固也。三者之患，同出一源——皆人心之未附也。”
他接着说：“然则何以收人心？曰：平冤狱、减赋税、简刑罚、礼士人。此四者，收人心之要务也。平冤狱，则民知朝廷之公正；减赋税，则民知朝廷之仁爱；简刑罚，则民知朝廷之宽厚；礼士人，则民知朝廷之尊重。四者行，则人心归；人心归，则江南不讨自来，流民不招自集，九边不守自固矣。”他的整篇策问，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施政方案，而是始终围绕着“收人心”这个核心论点展开。在他看来，所有的具体问题——江南、流民、九边——都只是表象，根源在于“人心未附”。只要人心归附了，这些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这篇文章，与卢象升的策问形成了有趣的对照。卢象升说“先安流民，再议江南、九边”；文震孟说“先收人心，其余自定”。两人的目标是一致的，但路径不同——一个从经济入手，一个从政治入手；一个务实，一个务本。
五、阅卷
三天后，试卷全部收齐。
弥封官将所有试卷上的考生姓名、籍贯、三代履历全部密封，加盖骑缝章，然后分批次送入贡院内的聚奎堂。聚奎堂是阅卷之所，堂内摆着三张宽大的书案，案上堆满了试卷。三位主考官——钱谦益、孙奇逢、鹿善继——分坐三席，各带两名同考官，开始阅卷。
阅卷的程序是严格的。每张试卷先由同考官初阅，写出批语和推荐意见，然后呈送主考官复审。主考官有权推翻同考官的推荐，也有权从落卷中“搜遗”——即捡回被同考官遗漏的好文章。整个过程，弥封官全程监督，确保没有任何人能在阅卷过程中看到考生的姓名。
钱谦益翻开第一张试卷，目光扫过字迹，眉头微微一动。这篇文章的字写得不算漂亮，但笔画刚劲有力，结构紧凑，没有多余的修饰。他先看的是第一道四书义。读完第一段，他的目光就停住了——那考生以《春秋》解《孟子》，以孔子笔削为例论证“规矩”的重要性。钱谦益轻轻“嗯”了一声。这个切入点，与众不同。大多数考生都会从“规矩”的本义入手，引用历代注疏，然后引申到治国理政。但这篇文章直接从《春秋》切入——这不仅需要深厚的经学功底，更需要敢于打破常规的胆识。
他继续往下读，读到“夫治天下者，譬犹医者之治病。病万变，药亦万变。然医者之所以能处方用药者，以其有脉案也”这一段时，他微微颔首。这篇文章的作者，不仅精通《春秋》，而且善于用比喻来说明抽象的道理。这是一个好老师的苗子——钱谦益在心里默默想道。
他看完第一道四书义，又看第二道论和第三道策问。第二道论以《大学》“德本财末”立论，引经据典，文气贯通；第三道策问以“收人心”为核心，立意高远，不尚空谈。三篇文章风格统一，都是“先立其大者”的写法——先讲原理，再谈应用，不急于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而是先确立一个根本的原则。
钱谦益放下试卷，对孙奇逢说：“孙先生，你看看这篇。”
孙奇逢接过试卷，从头到尾读了一遍。他的表情没有太大的变化，但读完后，他轻轻说了一句：“这个考生，是个通儒。”
“通儒？”钱谦益重复了一遍这个词。
孙奇逢斟酌着措辞：“他不仅仅是在答题，他是在‘立说’。你看他的四书义，以《春秋》解《孟子》，这是通经的表现。他的论，以《大学》为本，这是明理的表现。他的策问，以‘收人心’为纲，这是识体的表现。三篇文章，贯穿了一个核心思想——为政以德。这不是临时抱佛脚能写出来的，这是三十年功夫的积累。”
鹿善继也接过去读了，点头道：“文章确实好，气象博大，不是小家子气。但我更喜欢另一篇。”
“哪一篇？”钱谦益问。
鹿善继从自己案头抽出一份试卷，递了过去：“你看看这个。”
钱谦益接过来，先看第三道策问。读完第一段“臣闻天下之事，有本有末，有先有后。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他的目光就凝住了。他继续往下读，读到“安流民不在发粟，在使之能自食其力”时，他微微颔首。读到“江南未附，非兵力不足，乃人心未附”时，他放下了试卷，闭上眼睛，沉默了片刻。他转头对孙奇逢说：“孙先生，你也看看这篇。”
孙奇逢接过试卷，从头到尾读了一遍。他的表情从平静变得专注，从专注变得凝重。读完后，他没有立刻说话，而是将试卷放在桌上，用手指轻轻敲了敲桌面，发出笃笃的声响。“这个考生，是个做实事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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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说？”钱谦益问。
“上一篇的那个考生，是‘通儒’，他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收人心、立德为本。这一篇的考生，是‘能臣’，他告诉我们具体怎么做——屯田、免税、开科、互市。两者并不矛盾，但侧重点不同。如果让我选，我会把这一篇排在前面。”孙奇逢说。
鹿善继在旁边补充道：“而且，他的逻辑链条非常清晰——从流民到田畴，从田畴到赋税，从赋税到军饷，从军饷到九边。每一步都有因果关系，每一步都指向下一步。这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这是对现实有深入了解的人才能写出来的。”
钱谦益没有立刻表态。他把两份试卷并排放在桌上，反复看了几遍。“还有一篇，”他从案头又抽出一份，“你们看看这个。”
这份试卷的字迹工整端正，一笔不苟，像是用尺子量着写出来的。第一道四书义中规中矩，虽然没有前两篇那样令人眼前一亮，但章法严谨，引证翔实，看得出基本功非常扎实。第二道论题为“理财与安民之先后”，他的论点偏向于“先理财”，理由是“无财则无以养民，无财则无以募兵，无财则无以固边”。这个观点与前两篇都不同——卢象升说“先安民”，文震孟说“先收心”，而这一篇的作者直言不讳地主张“先理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