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荣天等待的就是这个信号。

他立刻授权星轮航运的代表，以“民间商业机构”的身份，与港府相关部门展开了紧锣密鼓但极其低调的谈判。

方案是现成的，技术是成熟的，资金更是雄厚。

谈判焦点集中在两点：

一是水价，二是项目主导权。

叶荣天在两方面都做出了“让步”：

水价承诺低于同期从内地购水的成本，且同意由港府控股新成立的“港岛海水淡化公司”，星轮航运及其联盟只参股并负责技术建设和运营管理。

这个方案几乎完美满足了港府的所有面子和里子需求。

既解决了迫在眉睫的民生危机、掌握了资产所有权、还获得了更便宜的水源。

项目以惊人的速度推进，短短数月内，设计、勘探、设备采购就已启动，庞大的建设工程在维多利亚港畔悄然展开。

此举在港岛赢得了巨大声誉，卫斯理和其背后的“国际资本”被媒体誉为“雪中送炭”。

北边对此保持了沉默，既乐见港岛用水危机缓解，又对西澳资本如此深度介入本地民生工程心存疑虑。

但鉴于其商业形式和港府的主动请求，暂时未加干涉。

武振邦“不主动、不拒绝、负责任”的策略初显成效。

与此同时，曹碧莲的“泛亚国际人力资源合作总公司”业务开展得“如火如荼”。

公司的招聘广告铺满了天竺和东南亚国家的报纸电台，描绘着前往西澳和南亚“淘金”的美好蓝图。

报名点人山人海，渴望改变命运的劳工们挤破了头。

高昂的费用未能阻挡他们的热情，许多人甚至借下高利贷来支付“机会成本”。

曹碧莲坐在四九城的办公室里，看着财务报表上指数级增长的数字，志得意满。

她动用关系，将公司业务迅速扩张到巴铁、孟加啦等国，俨然已成为亚洲最大的劳务输出垄断巨头。

她甚至开始模仿南亚的“迪文模式”，试图在输出劳工的同时，掺沙子般安插一些“自己人”进入南亚和西澳的基层管理岗位。

美其名曰“协助管理同胞”，实则想逐步构建自己的信息网络。这些小心思，自然瞒不过杨洛夫手下那些经验丰富的反间谍官员。

每一笔经过“泛亚公司”账户的资金，每一个被安插的“自己人”，每一份与南亚西澳腐败官员的秘密协议，都被杨洛夫的情报网清晰地记录在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