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婶婆被噎得说不出话。李会昌脸色微变，继续道:“守业媳妇，我这也是为了整个李家好，你们小辈的别乱说话。”

高秀平毫不示弱:“三叔，小辈也有发言权，您要是真为李家好，就别老盯着这金锁，先把自己家的事儿管好吧。”

一场关于金锁的纷争，在这火药味十足的对话中，愈演愈烈。李德昌胸口剧烈起伏:“爹他老人家临终的时候说过，等时局稳定，让我们去上海找他的世交，但并没有具体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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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会昌说:“所以要去找找看，不找怎么知道有没有财富。”

李德昌说:“找不找，那是我的事。当初分家的时候，你们说好了家里的房子和其它任何东西都不要了，我和你弟这么多年在家守着老房子，钱都给你们了，你们现在又要……”

李德昌越说越激动，一阵头晕目眩，他转身离开。妻子孙玉良把他扶到炕上，李守业见父亲脸色惨白，赶紧去找赤脚医生。

医生的初步诊断，可能有肝病，需要做检查。

老叔公李文昌夫妇是家里的顶梁柱，李文昌的大队书记位置经过反复审查，深刻检讨，最后竟然啥事没有，官复原职。

这件事情是李家的最大幸运，一家老小对李文昌毕恭毕敬，在风雨飘摇的日子里，有棵大树靠着，那就是颗定心丸。

李守业带父亲李德昌到县医院看病，确诊肝炎，断断续续吃了一年的中药，一直没有痊愈。

医生说肝病有传染性，考虑到小孩抵抗力差，高秀平随丈夫李守业带着两个儿子，搬到了收拾过的东厢房。

厢房纸棚半夜总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像是三叔家带来的沈阳耗子在啃梁柱。

她不再计较什么领地，一家人肉烂在锅里，作为长子的公公早就把管事的权力让给小弟李文昌，毕竟，全家就出这么一个能人，必须支持他。

虽离开了正房的热炕头，但也算暂时清静。她心里明白，三叔公一家从城里回来，带着失落和怨气，绝非长久安分之人。

日子看似平静地过着，可暗潮涌动。果然，矛盾很快从细微处滋生。

三婶婆做饭时，会“顺手”多抓一把高秀平瓮里的小米；三叔公家的小子丫头，会穿着高秀平纳给儿子们的新鞋满院子跑，踩得满是泥污。

高秀平几次想发作，都被丈夫李守业默默拉住，公公李德也总是唉声叹气地说：“秀平，忍忍吧，都是落难的亲人。”

唯有老叔公李文昌，因其大队书记的位置稳固，成了全家真正的主心骨。他出面主持，召开了家庭会议，定下了“规矩”：各房开支尽量自理，公共支出按男丁数量分摊，家务活由女眷轮流。

这规矩看似公平，实则将三叔公一家回来的负担，转嫁到了每个小家庭头上。高秀平心里憋着一股火，却无法反驳，只能更精打细算地操持着自己这个小家。

进入七十年代，集体的日子依旧紧巴。春耕夏耘，家里的大人要下地挣工分。工分就是口粮，就是活命钱。

高秀平干起活来从不惜力，像个男人一样抢重活、脏活，只为多挣那半个工分。烈日下，汗水浸透了她打补丁的衣衫，指尖因为长时间除草而磨得粗糙开裂。

然而，挣来的工分兑换的口粮，在交完公粮后，往往所剩无几。灶间的粮食缸总是见底得快。

三叔公一家户口刚转回来，挣的工分少，按规矩分摊的口粮却不少，无形中又加重了其他几房的负担。

高秀平有时半夜饿醒，听着身边两个孩子均匀的呼吸声，心里一阵阵发慌。

她只能偷偷在自留地里多种几垄红薯，秋天时把红薯叶、红薯梗都当成宝贝收起来，掺在稀粥里，努力让孩子们的碗里能有点实在的东西。

如今家里人多，自己两个孩子需要照顾，裁缝的活也很少干。那本雷锋日记放在枕头底下很久，她实在没心情学习。

这一年，二婶婆依旧时不时阴阳怪气，但慑于李文昌的威严和高秀平日渐冷硬的眼神，也不敢太过分。

只是，高秀平发现自己藏在厢房柜子底层的几尺珍藏的蓝布不知何时不见了踪影，那是母亲买给她的，本想给孩子们做件像样的过年新衣。

她心里明镜似的，却苦于没有证据，只能在夜深人静时，独自吞咽苦水，生活的艰辛，不仅来自体力的透支，更来自这种亲人内部无休止的算计和消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