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今天那个教授一上来就抛出了一个数据，我们的通胀率去年一度到了百分之二十多。”
“百分之二十多！我在广东长大，我爸是做小生意的，去年他跟我妈在饭桌上天天抱怨菜价贵、进货成本涨，我当时只觉得‘嗯，东西确实涨价了’，但我完全不知道这背后是一个什么量级的宏观经济问题。”
她看着苏念念和赵芳菲：“你们知道吗，教授说在拉美国家，百分之二十的通胀率足够引发社会骚乱甚至政变了。但中国没有。为什么？”
她没有等待回答就继续说了下去：
“还有乡镇企业，我老家那边就有好多乡镇企业，做服装的、做五金的、做塑料制品的，遍地都是。”
“我从小看到大，从来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的。但今天那个教授把它作为一个经济学现象提出来分析的时候，我才突然意识到，这种产权模糊的组织形态居然能爆发出这么强的活力，这本身就是一件需要被解释的事情。它不是理所当然的。”
赵芳菲：“还有一个细节，你们注意到没有，讲座快结束的时候，那两位教授之间关于国企改革中政府和企业的边界问题居然当场争论起来了。”
刘紫薇点头：“我注意到了！一位教授说政府应该彻底退出企业管理，把所有的国企都推向市场，另一个教授说不行，中国的国情决定了政府在一定阶段内必须保留对关键行业的控制权。两个人越说越激动，最后差点拍桌子……”
赵芳菲推了推眼镜，嘴角带着感叹：
“我才知道，原来教授也不一定全是对的。他们也会吵架。他们之间的分歧不比我们小，甚至更大，因为他们比我们想得更深，所以他们的分歧也更深。”
她顿了一下：“但是你知道吗，我觉得这恰恰是最让我兴奋的地方。如果教授们都已经有了标准答案，那我们学经济学还有什么意义？正是因为他们也在争论、也在摸索、也在互相质疑，这才说明这个领域是活的，不是一具标本。”
苏念念听到这里，微微笑了一下。
赵芳菲说的“活的”这个字眼，精确地击中了她心里一直隐隐约约感觉到但没有说出来的东西。
活的，经济学是活的。它不是考卷上的选择题，不是教科书里的定义背诵，不是谁谁谁说了什么就一定是对的，它是一个正在生长的、充满争论的、需要每一代人用自己的智慧去参与建设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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