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宗明和方美怿在货栈旁的古墓里，发现了一本用羊皮纸写的《红海贸易账簿》。账簿里用阿拉伯文记录着“1418年，从阿丹（亚丁）运中国瓷五十件、阿拉伯香料三十斤，至亚历山大港，换欧洲银币百枚”的交易记录，旁边还陪葬着一枚明代的“永乐通宝”和一枚威尼斯银币。“这是亚非欧贸易的直接文献证据！”方美怿激动地说，“账簿里的交易规模和商品种类，与我们在货栈发现的文物完全吻合，证明郑和船队的西洋航线，已经间接连接了欧洲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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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门考古部门主动提出与中国考古队联合发掘亚丁港遗址，并计划建立“亚非欧贸易枢纽博物馆”。在联合发掘启动仪式上，也门文化部长说：“亚丁港的考古发现，证明早在六百年前，亚非欧就已经通过海洋实现了贸易往来。郑和船队的到来，为这种往来注入了新的活力，我们应该共同保护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程远在仪式上回应：“亚非欧贸易的历史，是人类文明交流的宝贵财富。我们希望通过共同发掘和研究，还原这份历史，让和平、合作、共赢的精神在亚非欧地区永远传承下去。”

考古队返回中国泉州，在泉州湾的后渚港遗址展开发掘——根据《岭外代答》《诸蕃志》记载，这里是南宋东洋贸易的重要起点，也是东西洋概念的雏形形成地。程远站在后渚港的古码头遗址前，手里捧着一件南宋的青瓷碗，碗底的“泉州窑”款识清晰可见，与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三佛齐国（室利佛逝）执诸番舟车往来之咽喉，东自婆国（爪哇），西自大食，无不由其境而入中国”的记载相互印证。

“南宋是东西洋概念的雏形期，”林珊展开一张南宋泉州贸易航线图，“当时的商人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东洋’‘西洋’的名称，但已经根据航线方向，将南海分为东西两部分——以东的爪哇、菲律宾等地为‘东洋’贸易区，以西的印度、阿拉伯等地为‘西洋’贸易区。后渚港就是当时连接这两个贸易区的核心港口。”

郑海峰的考古队在后渚港的泥沙中，发现了大量的南宋陶瓷残片，其中包括青瓷、白瓷和黑瓷，部分瓷片上还刻着“东洋”“西洋”的字样。“这些瓷片是南宋东西洋贸易的实物证据，”郑海峰说，“刻有‘东洋’字样的瓷片，与爪哇出土的南宋瓷器完全一致；刻有‘西洋’字样的瓷片，则与印度出土的南宋瓷器相同，证明当时泉州商人已经对东西洋贸易区有了明确的划分。”

欧阳宗明和方美怿在码头旁的一座南宋古墓里，发现了一本用绢布写的《泉州贸易记》。记中详细记录了南宋商人的贸易路线：“绍兴十年，从泉州出发，经占城（越南）至婆国（爪哇），易香料；复从婆国至三佛齐（室利佛逝），转至大食（阿拉伯），易乳香。”“这是南宋东西洋贸易的直接文献证据！”方美怿激动地说，“记中提到的‘婆国’‘三佛齐’‘大食’，正好对应后来的东洋、分界点和西洋，证明东西洋概念的雏形在南宋已经形成。”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将这些南宋陶瓷残片与《泉州贸易记》一同展出，命名为“南宋东西洋贸易的雏形”。展览期间，一位来自泉州的林姓老人带着一本祖传的《航海针经》来到博物馆，这本针经是南宋时期的，上面详细记录了泉州至爪哇、泉州至印度的针路，与《泉州贸易记》的航线完全一致。“我们家族世代从事航海贸易，”老人感慨道，“这本针经传了二十多代，今天终于能和考古发现相互印证，太激动了！”

程远握着老人的手，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世代传承的文献和文物，我们才能一步步还原东西洋概念的发展历程，让这段珍贵的历史不被遗忘。”

考古队在泉州的开元寺遗址，发现了一块元代的石碑——石碑上刻着“至正十年，泉州港为东洋、西洋贸易之要冲，以三佛齐（室利佛逝）为界，东为东洋，西为西洋”，与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中的记载完全一致。程远站在石碑前，手里捧着《岛夷志略》的抄本，书中“爪哇为东洋诸番之甲，古里为西洋诸番之马头”的字样，与石碑内容相互印证。